柴文娟和父亲回家吃饭，饭桌上她笑意盈盈，只有三十多平米的小房子，还是那么的温馨。
有父母在，家的感觉，怎么也是她在市委集体宿舍楼的宿舍没法比的。
虽然工作繁忙，但每个月，她总是要争取回来一趟。
几家欢喜几家啼，国企改革在给很多山荫市的家庭带来希望的同时，也让很多家庭，陷入了痛苦、失落和愤怒。
振山机械的车床五级工刘老根的家里，一片愁云惨雾。
他和两个儿子都沉默不语，大儿子已经娶了媳妇，此时媳妇眼泪汪汪地在哭泣。
而刘老根的老婆子，不停地谩骂政府和厂子。
“那个小市长，果然就是小阎王，不顾我们这些人家的死活，改革改革，就是要饿死我们.....刘老根一直在振山机械工作，算是非常老资格的工人了，所以大儿子进厂，并没有费太大的力气，两个儿子都不是读书的料，所以他本来还准备让小儿子也进厂的。
结果倒好，不但小儿子以后进不了，大儿子也被解聘了。
他知道两个儿子都不成器，大儿子进厂几年了，也还是瞎混，一点技术没学会，只能干一些普工，还不愿意吃苦，现在共产党认真起来了，怎么会要他大儿子这样的废物呢。
至于小儿子，要说他能够考得过招工的统一考试，刘老根是一点都不相信的。
两个儿子如此废物，现在自己能怎么办呢?老婆的咒骂如同紧箍咒，让他脑子烦躁得狠。
最后他一掐烟头，对老婆吼了一声:”别他娘的一张臭嘴!有个屁用!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了?”
他转过头对两个儿子说道:“不行，你们俩都去让政府安排工作吧，虽然不是什么好工作，但只要肯干能下力，好好活着总没有问题。
我是没有其它办法的。”
他又恨铁不成钢地对老大说道:“老大，这几年混饭吃，混到现在被开除了。
你让我又有什么脸，能够去劝领导不要开除你?人家都看在眼里，现在就是铁了心。
你这几年但凡学点技术，人老实点干活，也不至于有今天啊。
媳妇本来已经停止了哭泣，听到公公这话，眼泪又不由得淌了下来。
全国的国企综合体制改革，有点意外地，被赵安民在山荫市的这把火，点燃了，其实早有这个需求，或许只是在等候适合的时机而已。
第240章 三边企监与商业循环
1975年的8月，改制后的振山机械，人事部的一间办公室，挂上了“三边企业监督委员会”的牌子，奇怪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内部机构，赵安民却亲临现场的揭牌仪式。
热烈的掌声中，赵安民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三边企业监督委员会，所谓的三边，是管理层，工人委和监察部门这三边，成立的目标，就是优化混合制国企的人事管理问题。
三边委员会，管的既不是企业招聘人员，也不是企业辞退人员。
招聘基层人员变为政府公务员式样招聘，招聘中高级专业人员，是企业管理层和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责;企业辞退人员，同样是企业管理层和人力资源部门的职责，但需要有足够的理由，需要向工人委和调查局汇报，工人委和调查局都有权”倒查”，如果解聘有错，自然要问责管理层。
“三边委的存在，管理的是员工在企业任职过程中的人事情况，就像是每件事情有事前、事中和事后，三边委管的就是事中。
员工的利益需要根据企业的效应，其分配既不能偏向管理层和管理层的亲信，也不能偏向工人，必须达成一个合适的度，这就是由三边委来讨论决定的。
说白了，三边委，就是一个协调企业内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机制。
“三边委能不能做好，其实还是取决于人的素质和操守，取决于企业各阶层，能不能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只要行政管理上是依靠人，就没有什么神丹妙药，能够包治百病。
希望振山机械的三边委能够做出成绩，为全国类似的机制提供有益的探索经验。
讲话结束后，赵安民就出差了，他要先赶到洪昌机场，再飞往福建。
福建省委书记张铁泉，一直邀请他访问福建。
张铁泉主要是想与他协商,确定外资进入中国的一些战略和策略。
赵安民现在的重要性，其实最大的就是这些方面一提案、研判和确认国家很多方面的政策方针。
他现在的心理年龄，已经有五十多岁，长期的政治实践，让过去的不知好坏的单纯记忆，变成了他今天施政和建策有效的依据，别的感召同志，可不能像他那样，能够对两个世界，进行详细的比较，甚至很多时候，还能参考第三个世界-毛李时空的一些经验教训。
厦门集装箱码头上，张铁泉陪同着赵安民，观看着络绎不绝的集装箱作业情况。
现时空的1975年，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大约属于"小成阶段"，毕竟发展五年了，整体还是不错的。
张铁泉向赵安民介绍着港口的情况:“厦门港在国内算是中型港口，不过是集装箱的大港，因为集装箱的运输量，每年排得上十四五位。
但总的运输量，大约只能排到三四十位。
原因很简单,福建是山区为主，而且台湾问题仍然严重影响了福建的外贸。
基本上，现时空福建的港口，贸易往来的运输量，几乎都是属于本省的，不像是广东和江浙沪，其港口的物流，才是真正的货通天次与伯陵谈外资问题，我们讨论下来，有个想法，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是接受贸易而拒绝投资的，但要不要做得那么绝对?资本主义企业的那一套，与我们现在混合制企业的核心内容，是格格不入的，我们限制了资本家的利润，外资企业不可能接受，我们也不可能接受不遵守我国规则的外资企业。
“这就构成了一个死结，那就是无法实现外资以投资方式的进入。
我们法律的精神，是要把每个企业的大部分利润，留给人民和员工嘛，资本家怎么可能会甘心呢?而如果我国只让自己的企业执行限制措施，而对外界执行豁免政策，那和全面放弃没有区别。
所以迄今不开放投资业务，其实也是无法开放的问题。
“当时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在相对封闭的福建，先搞上几个综合保税区，保税区主要是赚加工的钱嘛，原料进口产品出口，两头在外，只有中间的加工环节在内，他们招聘员工，要符合与内地一致的薪酬福利规范。
这样就避免了国内销售的利润处理问题。
“看起来是蝇头小利，但其实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每一个综合保税区，就是一条当地企业生态的大鲶鱼，外企的管理、运营、国际贸易通道，国际贸易范式等，都可以通过保税区进行直接的观察和学习。
“我国最强的一面，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就是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保税区的吸引力，主要就是这点，如果大量的外企利用保税区作为加工基地，国家的贸易链，就不得不向我国倾斜，逐渐被我国掌控。
赵安民有点恍惚，原时空中国也有很多综合保税区，后来又发展到“更开放”的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港，通过这样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来吸引外资。
他对此的印象不算是很好，尤其是对自贸区和自贸港，觉得那已经是为了吸引外资，而无所不用其极了，负作用肯定不小。
不过，赵安民冷静评估，觉得综合保税区，还是有用的。
"张叔，我理解我爸和你的想法。
允许外资以投资方式进入，就会打乱我国的社会主义分配体制。
但不允许外资进入，那么我国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就无从发挥，不能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王国，资本主义世界在中国之外，必然保存在完整的工业供应链，从长期而言，我们就不能让中国供应链无可替代。
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低。
“从这个意义出发，综合保税区确实是-种相对较好的办法。
这相当于在我国境内交通便利的城市附近，划出了一个个基本封闭的加工出口园区，这样可以将对内循环国内企业的影响降到最“好处是:这些保税区外资企业，自己进口原材料，在保税区加工后再出口，我们赚取加工费，同时可以学到一些国际企业国际贸易运作的诀窍。
如果这些企业的产品，要出口中国，那么可以按照我国从外国进口的方式，让他们补税补费用，并不会造成进口上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这些保税区外资，从长期的角度，必然会利用我国的供应链，例如这些企业使用的很多零部件，估计很快就会来自于内资企业对保税区的出口，这些出口与正常出口相同，也不会影响我国的出口。
长期看，除了极少数关键技术和部件外，外资企业的零部件，应该大部分会来自我国内地厂商。
说白了，这增加了出口，也是我国国际供应链的一部分。
“这是好处，坏处是什么?毕竟保税区外资是两头在外的，-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跑了或者暂停，渠道是人家自己掌握的，也就是工厂跑不掉罢了。
所以如果未来中美变得敌对脱钩，保税区的外资，迅速大幅度撤资，完全是全可以想象的。
张铁泉同意赵安民的看法:“弊端客观存在，西方资本和海外华人资本，会剥削我们，但没有他们的剥削，我们也扩大不了这一部分的出口。
在经济上，还是双赢。
在政治上，就要看我们怎么把握了。
赵安民淡淡一笑:“有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要把握好。
现在是1975年，十年左右的时间，台湾问题几乎可能会爆发。
而如果原时空的历史趋势不变，那么十五年后的1990年左右，苏联要是完蛋，西方与我国的关系，必将陷入低潮。
“张叔，事情可以做，不过期待感就要少-些。
现时空与原时空完全不同的一点，是如果苏联崩溃,恐怕西方根本不会像原时空那样，因为自大或者其它原因，仍然给予中国成长的时间。
因为到1990年左右，我国的经济至少是原时空中国的七八倍，很可能在规模总量上，接近美国甚至是超越美国，成为在苏联崩溃前的真正与美苏鼎足而三的世界强国。
这样的背景下，苏联要是崩了，美国难道还不会将我国，立即作为其第一敌国来对待?“所以到那个时候，保税区即使还能存在，也只能是非美资本，甚至可能欧洲资本，都会大幅度减少。
大约也就是一些海外华人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了，意义将是有限的。”
“不过，至少会还有一个意义，我们到时候，在美欧总归会有-些资产，要是资本主义想掠夺抢劫我们，那么有保税区这些外资的固定资产，或许我们不会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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