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变国策之三面红旗与农村
“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赵伯陵轻声地吟诵了一句诗，问赵安民：
“这是描写这个菊香书屋的诗句，你知道是谁写的吗？”赵安民摇了摇头，他可不知道这里的典故。
赵伯陵笑了笑，说道：“这是康熙皇帝的诗句，他不算个好诗人，但这两句写得不错。”
旁边的机要员谢锦怡，心想这个父亲有点不靠谱哇，对一个小娃娃，谈那么深的内容，自己都不知道这些有关菊香书屋的诗歌。
她好奇地猜测着这一家三口，心想这已经是主席第三次单独与他们会谈了，而且明显对他们的保安严密到了极点，她可是知道，现在其它的领导人，都不允许去干涉这一家三口。
不过她知道轻重，这里面肯定有一个主席不愿意让其它人知道的大秘密，大家都必须以党性，来严守机密。
主席微笑着走进了书屋，他刚去开了一个会议，所以让赵伯陵等人，等了他一会。
主席顾不得休息，一次新的讨论会开始了。
今天讨论的课题极为关键，就是主席自己总结提出的三面红旗。
赵安民发现，主席最关注的，其实不是具体的物资，不是具体的项目，而是“形而上”的革命和建设理论，因为主席认为，没有一套适合发展的政治思想理论，来指导形成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所有的发展建设，就可能出现偏差，发生未来的重大问题，所以必须坚持磨刀不误砍柴工。
主席的这种态度，让赵安民想起他在原时空，看过的一些穿越小说，他不由得摇了摇头，思想的援共才是真正的援共，哪怕主席这些领导人不接受，但他们也能从中得到启发，从而完善其思想体系，提高全国建设发展的效率，保持稳定和方向正确。
至于援助点武器、物资甚至是科技，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能改变个啥？就算你能把一整套工业体系，都援助过来，也不一定能保证发展出一个强国。
所谓的三面红旗，可以理解为新中国这几年发展的总路线、总方针，是这几年主导政治思想的“宪法”，在1958年成型，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其实在1959年，还是被称为“三个法宝”的，原时空要到1960年5月以后，才被称为“三面红旗”，不过赵安民在汇报文件里，直接就将之称为了“红旗”。
在赵安民看来，总路线的问题不大，这个时候所说的总路线是两个，一个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建设起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被称为“一化三改造”，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以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为主体；二是以解放生产力、实现三大改造为两翼。
另一个总路线，是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上述的两个总路线，谁也不能说是错，所以“问题不大”。
但赵安民还是认为，指导经济建设总路线的这几句话，有些空，缺乏指导意义，而且透露出焦躁的味道，有点急于求成的意思，不算是太好的指导方针。
第二面红旗即大跃进，当然就不必说了，前两次会议，他们已经讨论了很多。
第三面红旗即人民公社，赵安民认为发展得过早，但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已经退不回去了，所以关键要在如何完善上下功夫。
他向主席介绍了未来的大数据和互联网科技，认为如果在那种科技水平的支撑下，国家对于人民公社的管理、运维和发展，就会有效率得多。
而在当下，以公社这个层级干部体系和素质的不完备，公社对于发展生产力的意义并不大，很难长期得到农民的支持，农民的需求是现实的，如果任何的体制，不能让他们拿到相比他们个人或家庭耕作，能获得的更多劳动成果，那就不能打动他们，会被他们摒弃。
尤其还要预防，公社干部的“异化”，如果在未来，公社反而变成了盘剥农民，催讨农业剩余的工具体系，恐怕还会承载农民的怨恨——如果农民必须上交的农产品的份额，对于他们形成了极大的压力，甚至导致他们饥寒的情况下。
主席对赵安民的发言有点难过，公社体系的演变，只会朝着负面吗？会替代过去的绅权，而成为欺压农民的工具？按照他对“未来历史”的理解，未来解散公社，代之以乡和村，其实是回到了非社会主义农村的本质，乡和村，隐含的就是拿掉了公有制（集体制），回到了小农经济，这算是进步吗？
主席从来不反对多种所有制，早年他就说过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甚至说过“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还可以发展资本主义”。
但在农村所有制上，他是有底线的，他坚决地反对韶其和希圣等人，后来赞同的“三自一包”，也就是反对包产到户。
在主席看来，包产到户，最后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
所以他说“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
这就是主席最后的底线。
在他看来，如果两极分化，那么我们过去辛辛苦苦换来的革命果实就丧失了，老百姓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资本主义就要复辟，就会变成修正主义。
赵安民这一家三口，也反对包产到户，不过他们的角度不一样，在他们看来，包产到户就是小农经济，是落后的生产关系形态。
原时空改革开放，从包产到户开始，其实是不得已，你没办法提供资本，也没办法提供农村的先进生产力嘛，那就只有退到小农经济，因为生产力能够匹配的，只有小农经济。
到了后来，生产力足够了，但小农经济，也就成为了一种固化的模式，强大到很难更改。
前面简单地做了，后面更改起来就不简单，顾头不顾腚，那就没有办法。
李慕青对主席说道：“主席，我是这样看得，人民公社要获得群众的拥护，要做到的最基础的一点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下，平均每人的生产力，超过了所有单干的群众家庭可能的收入，也就是说，公社必须表现出明显的规模效应，集体化生产的效率，超过了个体单干。
群众发现在公社中，他家庭的收入总是高于他单干的，才可能让公社得到欢迎。
否则，公社逐渐就会沦为群众认知的，是政府为了收取皇粮国税，而设置的暴力和管理机关，对它的态度是畏惧而带点恨意，而不是拥护和欢迎。”
“公社要有规模效应，就应该可以与现代企业相比，不能仅仅是土地这一种单一的生产资料的集合，如果生产资料不能增加，那么公社把单干农民的土地集中起来，生产的总资料也没有增加，这种情况下要全靠公社干部的管理素质，来成就效益，这对于当下的公社干部，肯定是过高的要求，他们没有这样的素质。”
“所以公社必须有自己的资本，可以增加3种在土地以外的其他生产资料，即资金、科技和管理。
科技当然指的是农业科技，例如农机、种子、栽培技术等；管理就需要公社领导群体，必须能够像一个现代企业那样，进行有效率的运营。
如果不能增加这3种生产资料，仍然是在土地这一种资料上打转转，公社是必然失败的。”
“我设想过，目前完整的公社形态，只可能在特区之中设施，因为可以提供足够的资本，包括科技，甚至是管理，来让人民公社整体升维，实现完全超越单干效益的可行性。
其余的公社，恐怕难以发挥重大的作用，只不过是政府体系中构成的一级而已。”
“如果公社必须广泛地存在，我认为最好是先作为协调机构，而不是行政领导机构，生产队的集体化，高级合作化恐怕都超前了，更何况是公社。
现在的公社，可以用来协调大量的生产队和合作社之间，超出他们能力之外的工作，例如修筑大坝和水利设施，修桥修河，引水灌溉，公社可以重点协调这些工作，而不是深入到管理每个生产队或者合作社，他们没有资源，管不好。”
“我一直觉得，公社如果承担了对基层农业的全部管理，那么它也会承载农民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一切怨恨，它担得起吗？”
“主席，我们必须考虑现在农村的整体落后性。
解放分田，自从合作社实行后，农民对于党和政府的感恩逐渐过去，新的焦点，已经变成了合作化能否为农民带来更多的利益，否则党得到的，恐怕更多的是抱怨，而不是感激。”
“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其实现在的人民公社的组织形态，是很不完善的。
现在实际上，是把不少自然村，从行政上归并到了一起，来构成公社，并没有能改变过去落后的农村形态。
例如人口多的自然村，就可能欺负人口少的村，因为公社的干部，大部分来自这些自然村嘛；再如宗族的影响力，可能某个公社都是姓王的大族控制，干部都来自他们家族，其它姓李、姓张、姓赵的，在公社中就总是处于弱势，什么好处都得不到，有要花力气的事情必须先上，被欺负得够呛等等。
地域主义、宗族主义的影响，其实是非常恶劣的。”
“本来设立公社，是打破这种农村旧有的腐朽落后格局的最好办法。
集村并寨，打破了宗族格局嘛，甚至可以让大族分到几个公社去。
没有任何一个小团体，可以在公社这个大盘里，称王称霸。”
“但是这样的公社，就需要资本，例如实施了集村并寨，那么单单是新寨的寨民住宅，就是巨大的问题。
毛李时空中的村寨，5000人标准，相当于我们现在的1000多户，1000多套的房子要修建，几乎就超出了所有公社的能力，还能谈什么其它的呢？但是现在的自然村构成，这样的人民公社，就先天不足。”
主席对于李慕青想得这样深，感到有点诧异，心想这个小姑娘，果然是陶筑称赞的“理论大家”，把公社的问题说得非常清晰，而她也给出了她对当下的建议——特区的公社，试验完整形态，其它地区的公社，只作为农业集体化工程和重大事项的协调机构，而不是承担具体农村农业管理的行政部门。
主席对她说道：“我注意到，你对在农村动员农民劳动群众的力量，来克服集体化的弊端，并不看好。
这与我们战争期间的经验是相反的，我们能够胜利，很大因素上，就是因为我们通过土改等政策，动员起了广大的农民。”
李慕青回答：“我倒不是看低农民的可动员性。
而是觉得，与战争时代不同，现在的集体化运动下，农民缺乏直接类似解放战争时代，那种分田到户的、看得到的好处。
相反，在农民看来，集体化的所有好处，都在干部们的嘴里，他们无法直接看得到，积极性当然有限。
而且可怖的是，如果最后集体化真的没有让农民生活改善，现在仅有的积极性，肯定会转化为怠工。
主席，安民在资料里，应该向您提供了不少这样的案例和分析。”
主席定了点头，对于未来这些方面的困境，他现在已经很清楚。
李慕青继续说道：“集体化政策下，对农民是有一定强制性的，因为他们的觉悟没有到这个程度，所以积极性是有限的，必须用未来的成果来调动。
而在目前，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农民几千年的桎梏和弱点——落后性。
足够的优秀干部，肯定可以克服农民的落后性，但很可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优秀干部。
对于农村一定的简单粗暴的管理，是必不可免的。”
“农村的群众中，积极分子和对党和政府政策能够真正理解的人，肯定是非常少的，包括农村干部在内，基本上是党叫干啥咱就干啥的思想逻辑。
但要是听党话以后，长期而言，农民没有好处只有收入降低，恐怕这种服从性就会减少，而农村更多的封建传统，就会沉渣浮起。”
“群众缺乏社会主义教育，肯定不都是好人，群众中有坏人，有懒人，如果到了农村，就算经过了党这些年的教育，鲁迅先生笔下那种喜欢吃人血馒头的无知民众，恐怕也至少要占掉1/3的人口。
这是人民公社容易被劣化的重要原因。”
主席的内心，叹了一口气，他知道李慕青这几段话的意思，其实是表述，如果党想通过发动农民群众，来跨越生产力的限制，实现有效的人民公社体制，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不是一个战争时期的“短工作”，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工作，如何可能让群众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长期保持政治上的激情和积极性呢？做不到的嘛，农民群众根本没有能力维持这样长期的觉悟，没有物质条件，除非就是党有足够的实施精神激励的农村优秀干部，但哪里有呢？
不过主席转念一想，又高兴了起来，通过与这一家三口的探讨，对于三面红旗这个根本性的最高顶层设计，他的内心清晰了很多，便于他下一步在此基础上调整党的方针政策，变更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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