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妮深吸了一口气，她需要从思维上，消化整理高亚武告诉她的-整套逻辑。
第302章 中国式与西方不同的逻辑
冷静下来的苏莱妮，询问高亚武:“超级兰州这样的超级城市，不会没有其它的弊端吧，你们自己有什么看法和对策呢?”
高亚武回答:“当然有，不过我们认为的弊端，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下可以解决的弊端，相反，如果是资本主义国家，恐怕这样的弊端是解决不了的。”
“最大的一个弊端，可能就是超级城市的房地产，会变得极其昂贵。
而城市中的小富人群体，由于集聚的规模比较大，也可能会拉升城市其它的物价。
我们知道，本来大城市相对于小城镇的一个优点，就是由于资源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平均成本优化，例如在大城市建设个图书馆的使用率和效益，当然不是小城镇的小图书馆可以相比的，实际上，小城镇也必须有基本的公共建设，而这样的建设，相对于大城市，肯定是比较浪费的。
但如果大城市的物价高昂，这种优势就会被抵消。
“因此我们就必须利用社会主义体制的优势，压制房地产的价格压制物价不正常的上涨。
例如在房地产方面，你知道我们主要是混合制房地产企业化的，住宅上组屋和廉居房是核心，这个主体部分的价格，我们当然控制得住，至于商品房，那是小富人消费的，涨到天上去，我们也无所谓。
其它物价上，其实也是一样，消费普及的产品，我们本身有物价管制体系，有强大的生产力，足以保证相对合理的物价水平，至于消费普及之外的适用于小富人的奢侈品，当然我们的态度，就像是商品房样。
"我说到这里，你应该就能理解，为什么我说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如果同样发展超级城市，肯定是做不到我们体制能够做到的。”
苏莱妮莱点点头，她已经完全理解了高亚武的逻辑，确实是这样，巴黎高昂的房价就是明显的例子了，不要说更大的超级城市，现在的法国，除了类似和超越她家族的少数法国家庭，谁能买得起巴黎的豪宅呢?"在房地产上，我国也有特殊的策略，或许能让你对未来中国社会，有更多的理解。
“你知道我国房地产发展，主要是实行的街区制吧?”
苏莱妮说道:“我听说过，是因为发展商业而选择的街区制吗?你们有民兵制度，城市非常安全，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这样的吗?”
高亚武微笑，说道:“这是部分的原因，其它还有很重要的原因，适合于未来的宅生活，是更重要的原因，街区制，其实就是形成宅社区的一个很关键的基础。”
此时的世界上除了中国之外，还没有"宅”这个概念，所以高亚武向苏菜妮解释了什么是“宅”，以及由此而衍生出来的宅男宅女、宅经济、宅社区等概念，等她明白之后，才又往下说。
“过去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尽量将生活所需的配套，以及娱乐，都放到家里。
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冰箱，各种家用电器，各种适合不同生活习惯的家居，尽量都容纳到自己家庭的住宅中。
所以60平米不如100平米，100平米不如200平米，有经济能力，就把自家的住宅买得更大，让生活和娱乐，都能在自家住宅中完成。
“但我们认为，这样的模式，很可能在流行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变化。
人们会发现，在家里就是睡觉最好，连饭不要做、菜都不要炒，才是最好的，越来越多地外出就餐、甚至干脆点外卖。
要想娱乐时，就出门下电梯，到非常近的某栋商业楼中，在二楼吃饭，到四层看个电影，去五楼唱个歌，这些都会变得既方便、又便宜。
如果这样的趋势发生，所需的居住环境，需求就越来越简单，宅男宅女，宅的不再是家里，而是附近的社区，这就是宅社区。
苏莱妮恍然大悟，街区制当然要比小区制，更适应这样可能的社会趋势。
下楼就消费，当然需要街区制。
“未来的生活方式，住宅以内，会越来越简单而单纯，或许除了睡觉休息以外，就是用来电脑上网。
而住宅之外的社区，会越来越复杂，它要提供大部分完整的商业服务嘛，而且必须离我们特别近，甚至就下个电梯就到了。
"对于未来趋势的上述研判，自然影响到我国的相关政策，例如组屋建设，未来很长的时间，我们也不会突破单套100平米的限制，大部分可能在80平米左右，因为上述趋势，过大的面积，完全是浪费。
当然，我们不会去限制市场化的商品房。
相反，我们各级政府的力气，会花在两个方向上，第一是完善各种宅社区便利的商业配套上，务必让社区，能够提供充分丰富的商业服务，使得家庭无需自己动手。
第二当然是，根据收入水平，来控制物价和商业消费的价格，消费不普及，所谓宅社区经济，就根本不可能，消费不起嘛，那一切不都是扯淡?“上述城市、社区、居所、消费模式的设想，其实蕴含了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两大主张，或者说两大原则。
第一个主张是平等，消费普及就是一种基本的平等，让最普通的人民，都可以得到丰富多彩又承担得起的消费，是贯彻平等原则重要的目标。
相反，如果城市的消费，都是以富人的高端奢侈性消费为基础，普通人只能糊口和过尽量简单的生活，或许生活就变成了一种折磨，人民哪来的什么幸福感呢?苏莱妮微笑着插话:“你是在说巴黎这样的城市吗?高亚武一愣，哈哈大笑:“我倒是没有想到巴黎，不过在西方城市，这种趋势是存在的吧?“苏莱妮表示同意，她想到自己熟悉的巴黎，就觉得高亚武说的趋势，客观存在，巴黎不就是富人的城市吗?五光十色、灯红酒绿之下，其实中产以下的巴黎市民，与这个绚丽的巴黎，有关系吗?“第二个主张是公平。
消费普及也是一种公平，每一种正向的消费形式，都是国家文明发展的一种成果，让最多的人都能享受更多的消费形式，当然就是贯彻公平原则的实践。
所以去掉一些奢侈性的消费，让其余大多数的消费形式，都能够被人民在便利和廉价的条件下，享受得到，不就是公平吗?我们可不像是一些国家，在消费上，宁可去满足富人扭曲性的需求，也不会考虑有意地扩展普通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类型。
苏莱妮打断了高亚武的话:“这一点我不太同意。
二战后欧洲在经济复兴的基础上;广泛地实施了福利制度，福利制度就反应了欧洲国家对公平的追求，至少是用公平来平衡效率，或者以你们熟悉的逻辑，这是资本家让利，国家因此可以提高税收，然后用福利制度，将税收转移支付给普通人，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保障了他们在失业等威胁下的生存能力。
高亚武又是哈哈一笑:“我不是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福利制度可不是资本家愿意让利，而是因为苏联和我国这样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原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威胁，为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生存和稳定，不得不采取的制度吧?既然本质上是不情愿的，形势有变化时，高福利制度能够被长期坚持下去吗?"而且包括法国在内，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高福利国家的国力，并不足以长期支撑高福利制度，或许会导致国家负债越来越大。
就像是英国撒切尔夫人现在的政策，就是认为高福利导致了高税收，而高税收导致资本家投资意愿不强。
所以她的撒切尔主义，就是要求削减福利，从而可以降低税收，刺激资本家投资。
英国开始抛弃高福利制度，其余的欧洲国家，就能一直坚持下去吗?苏莱妮微笑不语，她不是很相信高亚武的预测，至少以法国目前的情况，高福利制度肯定会坚持下去，法国公民，现在从娘胎到死亡，受到400多种福利的保护，这是法国人的骄傲，是发达经济体最直接的体现。
高亚武没有抓着英国的变化“猛打”，而是说道:“我知道，现在西方各国，福利水平占gDp的比例都很高，像你们法国，接近35%，最高的瑞典，大约是38%。
或许瑞典这样的国家，因为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能够长期支撑这样的福利水平。
但是像你们法国这样的国家，长期维持这样高的费用比例，肯定是非常困难的，必然会导致未来极高的国家债务。
当然，我不是要说服你，但我们可以观察未来的变化。
“如果承担得起，福利制度对于人民确实是个好东西。
福利养懒汉的弊病，是可以通过种种方法来解决的，福利对于人民的保障性，却是其它手段替代不了的。
我国也在进行相应的改革。
过去我国的福利水平，大约仅占gDp的9.2%，目前的政策，是要到1990年左右，提高到约15%。
不过到了那个程度，我国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不会考虑继续提高福利水平了。
虽然有我国的国民收入相比西方还远及的原因，但更根本的思路，是认为15%这个比例，基本上是个平衡点，不致于让国家发债来支撑高福利，我国发债都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不主张用国债来超前消费，过高的福利，就是一种超前消费。
苏莱妮听得很新鲜，她原来以为福利制度是西方的专利呢，没想到还相对贫穷的社会主义中国，也开始提高福利的水平，实施自己的福利制度了。
她感慨说:“我完全没有想到，中国也开始实施自己的福利制度了。”
高亚武很平静:“我们是人民的中国。
让我们的国民随着国家经济力量的增长，享受相应合理的福利，不是最正常的吗?我国不但有福利制度，而且必须让福利制度也能长治久安，给予人民高度的稳定感，这同样是平等和公平原则的体现。
老实说，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竞赛，如果中国的人均经济水平，有一天追平了西方，那么我们人民享有的福利，当然应该不次于西方，否则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过福利水平应该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配，不能让福利，因此而成为国家无法承受的负担。
西方现在的做法，我们觉得是寅吃卯粮，让后代子孙，为现在的一代买单。
“老实说，在西方福利水平最合理的，还是美国，他们福利占gDp的比例，在里根上台后预设的政策中，将下降到20%，相对是合理的。”
苏莱妮感觉有点异样，其实欧洲人对于美国的福利制度，是看不起的，但按照高亚武这样的逻辑，居然还比欧洲合理?她微笑着说道:“主席有句话，风物长宜放眼量，或许我们在未来，才能得到准确的答案。
“她是来考察的，不是来与高亚武辩论的。
高亚武哈哈笑，他接着说道:“福利制度在西方，我们认为是对阶层固化后民众的一种稳定性补偿，普通民众，已经非常难挤入富裕阶层了，越是底层的民众，越是如此，所谓贫穷本身，就是继续贫穷的最大理由嘛，陷入贫穷的民众，如果朝不保夕，自然满腹怨气，社会就很难稳定，福利制度就是对这种阶层固化后，保持社会稳定的一种补偿制度，让底层的民众，通过福利制度，得以保证一定的生活水平。
苏莱妮微微点了点头，她认同高亚武的这个看法，不过她不会像高亚武这样的中共党员一样，对底层民众充满同情，老实说，在她的认知里，法国底层民众的很多贫困，是自己作的，他们根本不努力，又如何能实现阶层上升?到哪里都会是失败者嘛，不过这样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嫌疑的思想，她也不愿意与中国人讨论。
高亚武继续说道:“对于我国来说，福利制度不是用来弥补的，实际上，我国不像西方国家，作为人民的中国，是不允许阶层固化的，如果普通人民失去了阶层上升的机会，那我们还算什么人民的中国呢?“对抗阶层固化，我国是用整体的社会主义体制来实现的，与福利制度无关。
我国实行福利制度，也包括消费普及，目的还是让人民公平和平等地享受国家发展的成果。
如果说有其它经济目的，那也主要是提高人民的收入消费率，有了福利制度，他们就不必将存款看得过重，可以将收入更多地用在消费上，从而推动整体国家的经济效率提升;有了消费普及，他们的消费就更有质量，收入的货币，其实能享受更多的内容。
,“总之，理解我国的城市和社会，核心就是一点，我们是人民的中国，人民的社会，人民的城市。
所谓人民，我们指的就是大多数中国人，那些普通中国人，而不是占人口比例少数的富人，我国的政策，不可能抛弃多数的人民，而去实现所谓对富人的“友好”。
人民的利益，是所有国策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或许你会觉得我这个说法，过于有政治宣示的意涵，但如果你研究下去，或许至少能同意其中的部分。
苏莱妮觉得今天的收获非常大，因为高亚武告诉她的一切，有着相当的信息密度，让她从深层次对新中国城市和社会的了解，算是“上了一个台阶”。
她并不完全信服高亚武的意见，在她看来，很多情况下，西方与中国不同的政策，并不仅仅是政治性的不同，而且是国家基础的不同。
例如西方对富人友好，是因为社会和国家的投资，来自于资本家，投资创造就业和财富，怎么能对资本家不友好呢?相反，中国更多的投资，是来自于清除了所谓的剥削食利阶层后，掌控着最多资本的国家和政府。
前提都不一样，当然政策的导向，就不一样。
她感谢了高亚武，后面的几天，高亚武将陪同她，参观兰州这座城市不同的侧面。
第303章 中国民兵组织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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