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莱妮诚恳地对杜芳霞说道:“今天我有非常大的收获，非常感谢您的解说，我对于中国民兵组织，现在完全有了新的概念。
除了上述您说到的几个功能和特点，民兵组织还有没有其它的重要功能呢?杜芳霞微笑:“当然还有其它很多的重要功能。
例如，民兵组织其实也是一个对青年的教育组织，民兵本身是从全民中选拔出来的10%到15%的先进分子，如此比例的人口，当然是党组织最重要的统治和治理基础之一。
先进分子构成的先锋队，必须承担带领整体民族进化和提升的功能，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民兵组织作为教育组织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政治思想的教育，核心是努力让民兵成为永远保留共产主义理想思想的，又是面向现实,敢于战斗和努力进步的高素质人员。
第二是职业技术教育，绝大多数民兵并不是专业民兵，而是兼职民兵，他们有自己的本行，或者在本行方向，或者在其它方向，他们要选择和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培训，因为最好的先锋队，永远是拥有充裕的知识和专业能力的人员构成的，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民，才能最终保卫革命的胜利成果，维护他们的根本利益。
“当然，民兵组织可以看成是一座学校，但这座学校的老师，并不是民兵组织自己拥有的，而是广泛地与教育和企业界联系，从他们那里获得必要的师资力量。”
“总之，如果把每一个人民看成是一个细胞，民兵无疑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拥有更多活性的细胞。”
“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就反映了民兵另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作为民族前进的先锋队，他们需要拽着全体底层民众向前进，例如教育和督促民众，消除几千年来形成的沉渣烂芝，包括那些反动宗教、宗族、陋习，迫害妇女儿童、城市乡村中的黑暗势力等等，都是需要民兵去反复做大扫除的，同时也要反复教育人民群众。
毋庸讳言，群众中落后分子永远都有，数量也不见得少。
人性中的自私，是不可能消灭的，但压制自私最有用的手段，就是人在集体中，受到集体的管理和制约。
“你我都是女性，按照我这些年的实践，民兵组织对于推动男女平等，是非常有利的体制。
我知道西方有所谓的女权运动，但我感觉那太虚了，嘴炮大过实际。
民兵组织这样的体系下，实现男女平等，恐怕才有真正的根基。
苏莱妮叹息:“我同意这点。
不过你们的民兵组织，是与你们中国的文明文化、国家体制、意识形态等密切相关的，在西方不可能有类似的组织，也不可能发挥你们对民兵设定的功能体系。
“你们把民兵组织，看成是政治上的第二指挥体系的一部分，所以你们民兵的军事训练，其实也算是赋予人民群众更多斗争力量，从而制衡政府的一种体系。
这种思想，完全是与西方相悖的，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如果组织民兵，一定是作为军队防御和战斗的辅助，是种总体战的动员形式。
如果照着你们的模式，西方的政府，当然就会很担心了，或许是因为，政府自己有可能，去武装和训练了最终可能会反对自己的民众?苏莱妮还是很坦诚的，高亚武和杜芳霞都觉得她很聪明，不愧是年轻的副教授，不但能够理解杜芳霞告诉她的内容，还能够举一反三地推论。
高亚武和杜芳霞都微笑不语。
苏莱妮将话题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小杜，我注意到刚才你的诉说中，民兵组织要求民兵保持理想主义，你所谓的理想主义，是对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仰吗?”
她担心杜芳霞未必能理解她的问题，补充说道:“法国和欧洲，甚至包括美国，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各种左翼运动风起云涌，左翼青年曾经非常多，我自己也接触过不少曾经的左翼些运动和参与的左翼青年们，曾经都拥有浪漫的革命理想，试图改造社会，弥补或者推翻资本主义体制，或者要实行社会主义体制。
他们反思资本主义的弊端，曾经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创造人类更光辉的未来。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过1968年，那无疑是西方左翼运动光辉的年代，但也似乎是绝唱。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些左翼运动开始全面退潮，相反的是右翼思想开始兴起。
-些学者进行研究，对此讨论过非常多的理由，包括左翼青年对苏联模式理想的幻灭，对参与运动的同伴们堕落的死亡，对社会难以变化的绝望等等。
总之，理想幻灭了，左翼青年们，有的变成了右翼反共者;有的变成了商业人士，为赚钱而努力;还有的变成了嬉皮士和吸毒者。
“所以，你们的民兵组织，凭什么能够让民兵，保持你们国家体制需要的理想呢?我确实对此很好奇。”
苏莱妮的语言下，是很尖锐的逻辑，杜芳霞想了想，才回答她:“民兵组织的要求，来源于党组织的需求。
党的高层认为，能够保有三分理想的七分现实主义者,才是最好的革命战士。
为什么呢?这就像是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仍然保有三分的理想，才会是坚定实施自己理念的政治家，不至于变成没有立场、完全趋利的油滑政客。
但在现实中做事，又必须是足够的现实主义，理想超越现实，那就变成了幻想或者妄想，因此必须是七分的现实主义者。
三分理想、七分现实，能够做到的战士，是党需要的优秀战士。
“至于凭什么?这是非常大的问题。
老实说，我觉得自己不够能力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说自己浅薄的想法。
我国有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我却觉得，这两句诗应该倒过来——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天地皆同力。
“最初为理想奋斗的人，总是最少的，环境也是最差的。
如果他们点不亮火光，照耀不到其它的人，理想的火苗就会随时熄灭，这就是运去英雄不自由，多数的人是没有能力自己制造希望的，最初先知的少数理想主义者，就是制造希望的人，多数其它的人，需要看到希望,才能燃起理想主义的火焰。
“您应该知道我国二十年代的情况，我党的建立，最初的大挫折，常凯申的屠杀，让共产主义信仰的理想主义火苗，一度发发可危，但是主席他们这一代革命者，挺了过来，理想主义的火焰，因此重新燃起，主席的名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这种情况最好的写照。
他们在运去而“不自由”的时刻，用自己的奋斗，创造了可以"转运”的新环境，等到了革命大发展的新时机，天地同力，革命成功。
“六七十年代西方左翼的运动，或许有点类似我国二十年代共产主义思想兴起的年代，但很显然，西方的左翼青年们，没有能够渡过运去英雄不自由的阶段，因为他们的所谓革命、所谓革命思想，实际上更多的是布尔养亚小资产阶级，对现实的不满，并没有形成仟么坚定的革命信仰。
从头到尾,他们就不是拥有理想，而是真在幻想和妄想而已。
你所说的这些左翼青年，其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建立起贯彻到底的思想体系，更没有牺牲流血的自觉性，以及以长期艰苦奋斗的斗争意志。
而且恰逢西方资本主义还非常强大的阶段，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
“我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就证明了主席他们这一代革命者，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实现了自己部分的理想。
这种炽烈的理想主义的光辉，足以吸引足够的后来者，同样燃烧起自己共鸣的理想主义，沿着先辈们已经开辟的道路，继续探索他们还没有完成的下一段道路。
“这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
理想主义的燃料，是对人类未来的希望，当新中国的事业发展顺利，就可以为理想主义，提供越来越多的燃料，培养出党组织要求的，三分理想七分现实的革命接班人，也就具备了现实的可行性。
最好的状况，当然是这种状态，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但未来也可能遇到大的挫折，导致部分人失去理想主义，这本身就是我们努力奋斗，要跨过去的一个又一个的艰难险阻，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路径。”
“我还想补充一点，在西方的语境中，经常将一个人有理想，与有野心混为一谈。
在中国的语境中，理想并不是野心，野心是利己主义的个人实现，而理想是利他主义的社会进步，两者是截然不同的。
苏莱妮感慨:“你们建立了新中国这一代的领导人，是在铁与血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时中国的情况非常危急，斗争也极为残酷，或许正因为这样，他们拥有非常坚定的意志。
西方的左翼青年就不一样了，他们多数出身中产阶级，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娇生惯养，没有吃过什么苦。
一些人理性上认为需要革命，但他们根本没有行动的意志和能力。
更多的人，可能只是一时的冲动，他们的革命，确实有点过家家的感觉。
苏莱妮又接着追问:“但是每一代人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也是如此。
你们的新一代，生长的环境，也是越来越富裕,而且你们允许私有经济、允许民间的市场主义，西方的实践证明，追逐个人经济利益和经济收入的过程，是泯灭革命理想，最有效的手段，因为赚钱，本身是为了更好生活的个人追求，往往最后会替代各种革命的追求。
中国能够例外吗?”苏莱妮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直指本质。
杜芳霞感到自己有点招架不住，她咕噜咕噜地喝了半缸茶，整理了一下思绪，才回答苏莱妮:“没有谁能打包票，只有永远奋斗的过程。
中国每一代青年，都有变化，但我个人以为，追求人类和社会的进步和进化，是每一代青年共同的要求，表现的形式，或许会变化，但追求的本质，并不会改变。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充满建国后的革命胜利激情，他们被建设一个伟大国家的理想所驱动，确实是最富于理想主义的一代。
条件艰苦，不能磨灭他们的奋斗激情，物质匮乏，不能让他们失去精神追求。
相对而言，党组织培养合适的革命接班人，选择面确实比较广，那个年代，青年们更单纯。
我们称之为一激情燃烧的岁月嘛。”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相对要更现实主义，尽管允许自己，内心仍有理想主义的一片天地，但物质时代的诱惑力确实很强。
我和高亚武都属于这一代青年吧，我们这一代的革命激情，总体肯定是没有上一代那么强的，但我们也有自己时代的特点，我们更冷静，与社会的相处，越来越有技巧性，我们拥有更宽广的视野，更能掌握世界的潮流。
“社会发展，让中国的青年越来越多元化，但多元化并没有能改变_个事实，那就是我们这一代，同样认为先辈开辟的道路是正确的，所以并不会缺乏理想主义的疆域，有的人会走向完全地追求个人和现实利益，也有的人会保持自己的理想主义，为人类、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而奋斗，相信革命的事业，永无尽头，相信自己献身这个伟大的事业，才是不负此生。
我自己是这样，我周围有很多青年是这样，我也相信，全国也是这样。
“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个人的选择权。
选择权分散了，自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符合我党需求的理想主义。
七八十年代青年，拥有这样理想主义的比例，相对五六十年代肯定是下降的，未来可能这样的趋势会持续。
但我相信，我们党，总是能够培养和找到，足够的三分理想七分现实主义的革命接班人群体的。
访谈进入尾声，苏莱妮感叹:“过去几年，我曾经走访了苏联和东欧。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全球影响很大。
我发现，美法德青年厌恶的消费世界，是捷克斯洛伐克青年追求的幻境。
而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反感的苏联体制，正是美法德青年幻想中的乌托邦。
西方与苏东的青年，互为镜像。
两边的青年，都有一腔热血，都想着要摧毁旧世界，可他们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政治经济纲领，并不知道要建设怎样的一个新世界。
鄙薄自己一方的体制，就会把对方的体制，幻想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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