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种，明的不敢来，暗中勾兑利益的勾当，当大家看不出来吗?社会上的官员和强力人物，与厂领导的利益交换，很多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愤懑累积之后，他就不愿意再呆在国企厂里了，辞职出来，然后就是辗转了多个私企，也有大的私企，已经转变成混合制的。
但他并没有情况更好一些，因为在这样的企业里，由于是私企的底子，很多老板的亲戚朋友，公开地占据了重要的职位，“人际关系”变得更明显，实际上，还不如他开始呆的国企呢。
经历了社会的教训，他才发现，现实中是没有净土的，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只有适应世界，而没有办法，让世界适应自己。
心平气和地想想，就算在美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本质上，利益的大头，都是那些资本家股东拿走了，高管又要拿走剩下的一大部分，普通的员工，也不过是享受残羹冷炙而已，只不过美国的企业更加高科技化，而且有品牌加成，企业的利润率要更高一些，所以“好企业”的员工待遇，还是不错的。
但这样的好企业，在美国也是有限的。
李峰能够理解一点，中国是社会主义体制，已经将美国或者西方社会中，本来“属于资本家利益的大头，由国家获取了，大部分变成了新的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一部分变成了普通人包括自己享受的福利，除了教育、医疗和组屋和廉居房以外，还有养老社会保障。
否则一个不如美国富裕的中国，恐怕自己这样的普通人，遭遇还要惨得多。
李峰来自于农村，家庭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他，无法提供什么支持，但那个年头的大学生，谁不是胸怀壮志呢?他当初也是这样，所以受挫之后的反应会比较强烈吧，也是在社会上摸爬打滚了七八年，换了六七个工作，没有一个如意的，快三十岁了他才醒悟过来，自己不能这样下去了。
岁月蹉跎，他觉得国企已经是"回不去了”，所以两年前，他终于在一家算是高速成长的混合制私企呆了下来，从销售工程师做起，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升职，不过加了三次薪水，算是部门的中坚力量了，也在厂里找了女朋友，两人已经谈婚论嫁了，组屋的首付，也已经凑好并订购了，再有六个多月组屋交房，他就要结婚了。
_所以对于王崖田，李峰在有些方面，对于他的言论是共鸣的，但也觉得他太极端了，恨国恨到了失去理性。
共鸣之处在于，小民的痛苦，生活的不如意，遥不可及的梦想，柴米油盐的无奈，似乎出生便决定的未来，与社会上那些小富人和城市殷实人家贫富差距下的对比，以及一眼可以望到边的人生。
李峰有点同情王崖由，有那么几年，他似乎也成为了一个完全的恨国党，恨这个国家，没有提供他机会一大家都是“意难平“嘛。
这两年个人的情况好转，李峰才感觉到，或许时间是神奇的力量，相对意平之后，对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相对就可以公平-些，不会只是抱怨和憎恨了。
国家决定不了太多事，有很多事它都搞不定，一个强大而仁爱的国家，也只能保护和影响你，于某一部分和某时期，而多数时候的你，它都顾不上。，国家只是一个整体的称号，里面有无数部门、地域、民族、人群等，不能因为某地某部]某某人的作恶，便投射到整个国家。
一个群体里有坏人很正常，哪怕这个坏人能量很大，但必须意识到，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和组织，没有弊病。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谁能给我利，我支持谁，谁挡我财路，我反对谁。
现在的王崖田，与过去的李峰，或许都是这种本能利2的反应吧。
所以恨不恨国，要看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向好还是向坏，如果大家的生活和百姓的生计都日益艰难，而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肆无忌惮，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富者金山银海，穷者无立锥之地，官僚高高在上，法律的公平成为儿戏，阶层固化，那么越来越多的人民，就会转变成为恨国党，这种情况下很多人恨的，不过是这个他们认为不公不义的体制和社会而已。
仇恨本国的体制，自然会将幻想，寄托于西方国家，有些时候，像王崖田这样的恨国党，不是不知道西方国家，有自己的问题，但那已经是他们心灵的寄托，所以他们的反应，就是知道，但不愿意相信，甚至相信但不愿意承认。
李峰自嘲地笑笑，他迄今内心也有很多的不满，只是相对王崖田，相对过去狂妄的"理想”，向现实妥协了而已——承认自己是个普通人，从普通人的能力和地位出发，尽量让自己活得舒适一些。
北京，李慕青等感召同志，正在召开一个内部的讨论会，论题正是有关恨国党的，老实说，恨国党是文化战线最困难的课题，没有之一。
严格意义上，公知这样的恨国党，在现时空的条件下，相对较好治理，现时空中国不依赖于外国的资本和教育，自然就可以尽量竖起篱笆，不会对西方资本妥协投降嘛，自然可以始终保持高压，严厉地打击公知和其它的文化汉奸群体。
但是恨国党是个广域概念，公知等汉奸群体之外，民众中也在不断地诞生恨国党，原因很简单，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总有内卷，无数被挤下来的失败者，要么躺平与世无争，要么怨天尤人，后者中的一小批入，便演变成了恨国党，这是无法完全解决的问题，除了利用各种手段，为失败者创造重新出发的条件外，重要的工作，就是阻止这些浅层次的恨国党"，逐渐成为别有用心者的工具人，也就是炮灰。
李慕青的发言回荡在会场:...解决恨国党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文化成功，文化成功并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你对恨国党越进行爱国教育，他们课上得越多，心里骂得更狠。
文化是潜移默化的渗..任何时候。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加强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而做出更好的、大量的价值观文化作品，才能逐步形成文化自信，才能最终消灭恨国党。
当然，别想-朝一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化发展问题，即使我们的经济，发展到了远超美国，甚至人均逐渐赶上美国的程度，恨国党还是会大批存在，他们仍然会将美国和西方，当成自己的心灵寄...不到黄河心不死，他们会相信，人挪活树挪死，自己在中国失败了，或许到了美国或西方，将会有自己的幸福生活。
不是自己亲自见识西方的残酷，从而对比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胜,他们是不会回头的，因为他们对于国家和体制的怨气，导致了他们接受的信息，已经是单通道的，将会非常顽...“原时空的中国，在艺术家、文学家等文艺工作者范畴内，有人提出了一个40岁死亡的历史规律，不是说这些人到了40岁就会真的死去，而是说他们对中国有益的艺术生命，在40岁就会终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文化自信的信仰，不坚定，40岁以后创作的生命力下降，本身是自然规律，而他们试图以向西方文化投降，来延续自己的文化生.......同志们电于现时空我国的文化藩篱，远比原时空因为需求资本而被迫打开国门接受文化侵略的情况要强。
或许因此现时空的恨国党现象，相对于原时空。
只是一个十分之-规模的问题，但这并不代表恨国党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对我国长期稳定发展，对社会主义体制，造成严重威胁的问题。
而什么时候，中国的艺术、漫画、电影、文学等多种文化形式，在我们国民的心自中，能够真的迎头赶上西方的时候，就是恨国党大面积开始消失的时候..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国文化几乎被世界淡忘，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复兴中国文化，从现在的防御，逐渐走向进攻。
与国力强大程度匹配的，永远必须是文化的强大..”
一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我们是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来解决恨国党的问题，物质的一方面，是进一步强化经济发展、合理分配，上的制度完备性，平等、公平与公正的社会主义原则，在收入分配和个人成长方面，体现得越深入，民众的怨气就会越小，恨国党产生的土壤，就会缩小。
国家永远为人民创造成长的出路，这条原则，应该进一步地贯彻到我们各项工作........精神的另方面，就是刚才所谈的文化防御到文化进攻的整个体系，物质的匮乏，在我国现有条件和分配制度下，已经是有限的，但精神的匮乏，可能会更致命，而且在当前条件下，又是西方相对我们，拥有最大优势的领域.....文化部、教育部等相关部门，必须在今年之内，出台针对恨国党的整套顶层设计战略，使之成为我国文化战略的一部分....1981年，中国本土，迎来了一个思想更加复杂，人民意识更加分散而各有心思的大时代。
苏联的衰落，就是没有处理类似的一个大时代。
而现时空的中国，能够处理好吗?
第315章 隔山打牛与投资强国
1981年国庆，返回北京休假的赵安民，与父亲赵伯陵和母亲李慕青一起，再一次走进了主席的菊香书屋。
看到好久没见的赵安民，主席爽朗地笑了。
赵安民看过去，主席满头的白发，气色还好，不过发胖了不少，他听母亲李慕青说过，主席的身体，其实已经不算太好了，现在走路比较困难，但主席心态很乐观，每天还拄着拐杖走一个小时锻炼身体，而且思维仍然敏捷，这几年读了不少的书，还写批注。
赵安民眼睛一酸，他赶紧控制自己的感情:“主席，我来看您啦...”准备了很多的话，他突然觉得说不下去了。
主席的脸上却有着欣慰的笑容，他说道:“当年的小安民，彻底长大也呀，小树苗变成了今天的栋梁之材，很好。
关心了一阵主席的身体后，几人的话题还是不可避免地转向了国策讨论，每一次主席与他们见面，最后总归会是这样。
李慕青向主席简单地汇报了文化战线，包括恨国党对策等一些情况，主席皱了皱眉，说道:“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反而加剧了呀，而且越来越复杂。
李慕青回答:“是的，未来还会更剧烈、更复杂。
核威慑下的大国之间，热战不是那么容易打的，美国因此会越来越重视软性的战争即文化舆论战，他们在这方面有暂时的优势，美国人自己会越来越重视发挥自己的优势的。
调整好了心情的赵安民，接着说道:“主席，军事战争，就像是古代用兵器刀砍矛刺:文化舆论战，美国发现的，却是另一种打击手段，或许可以用隔山打牛来形容，其杀伤力的来源，不是砍，也不是刺，而是震动的震，不抗震的话，我们就会受内伤。
而且隔山打牛中间隔了山嘛，如果没有同样的手段，我们的反击越不过山去，就只有被动防御。
看到主席笑吟吟的神色，赵安民的心里彻底安定了下来，继续说道:“所谓的山，就是美国的代理人或者附庸国，就像是西游记里面说的，很多残害人民的妖怪，其实是有后台的，他们为神仙搜集香火，供奉神仙，承担了一切的民怨和后果，神仙则得以高居其上，享受香火而不承担后果。
主席缓缓点头，觉得赵安民的这个说法很有趣。
“美国发动文化舆论战，很少让自己的政府和军队，真接走到前台来，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代理人或者代理国，目的就是隔山，避免自己遭到直接的反击。
而且通过代理人或者代理国，还可能将其自己发出的力，在传导中进一步扩大，所以对敌手的震力，反而会加强，导致敌手内伤更重。
“美国用的最顺的手段，一个是NGO,组织大量的所谓慈善性的民间组织，渗透敌手乃至全世界，不但传播其价值观，而且诋毁和妖魔化中国和苏联这样的敌手，扭曲事实真相，顺滑其霸权行径。
另一个就是发展在敌手内部的第五纵队，公知或者深层次的恨国党都属于这个范畴，目的是制造在中国或者苏联内部的矛盾，激化我们的内部斗争，扩大汉奸带路党的破坏力。”
“这个体系的手段，其实我们不应该陌生，因为日寇侵华前后的手段，其实如出一辙，只不过美国的手段要更有技术一些，不像日寇当年的简单粗暴罢了。
很可惜，我们内部有些人，已经忘掉了这样的历史。
赵伯陵和李慕青的脸色都变得深沉起来，赵伯陵插话:“我记得以前日本人，喜欢用高丽即朝鲜人，来中国维持其反动秩序，他们手持棒子，被中国人叫做高丽棒子。
而他们学习的又是英国英国人用印度奴才，来维持上海英租界的秩序嘛，所以中国人叫印度人为印度阿三。
这两者，都是安民说的隔山打牛的例子，日本人和英国人的目的，可不仅仅是节省他们自己的人力，而是为了让中国民众的怨气和仇恨，都集中到朝鲜人和印度人身上，减轻他们自己的压力。
赵安民微笑:”其实我们封建王朝时代，类似的模式就是官与吏。
官与吏两个阶层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官员在众多领域，都有着无上的权力，而胥吏，却是社会最底层的权力执行者。”
“这套体制是很聪明的，即使是最穷苦的农民，也有着通过科举做官，直上青云的机会，但是胥吏却是三代之内，都没有资格参加科举，几乎永世不得翻身。
这就形成了一个很诡异的局面，老百姓虽然日常生活中，几乎处处被胥更所打压，但表面的政治地位，却远高于臭名昭著的胥吏。
这就造成了一种什么效果呢?使得老百姓，自然而积极地烧香拜佛交香油税，并主动跟把胥吏当狗使唤的神仙们，站在一个阵营。
胥吏承受了老百姓的一切怒火，关键的时候，还会被老百姓群起而攻之，自然也就像狗一样，只能老老实实的听神仙的话。
主席哈哈一笑:“安民这个分析精妙。
官僚与人民之间，加了一个胥吏阶层，不就是隔山打生吗?官僚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人民的怨恨，当然都被胥吏所承担了，他们是剥削和压迫政策的直接执行人嘛。
关键的时候，处罚一些胥吏，就能消除人民的怨恨。
皇帝永远圣明，罪恶都是底下人干的。
虽然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无疑是一种精妙的统治术。
主席的脸色变得严肃:“我们是人民中国，我记得慕青对我说过，按照经济学的逻辑，意味着我们的政府是无限责任，不像西方和美国这些资本主义的政府，都是有限责任。”
“所以我们是不能有胥吏阶层的，因为我们的上层建筑，必须直接是人民的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不是我们在统治人民，而是我们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组织国家力量，发展国家经济，实现共同富裕，走向高级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
“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把老百姓作为可以盘剥的牛，他们担心剥削和压迫，触发了牛脾气嘛，所以要隔山打牛，让牛的反抗，牛的力气，都只能发泄在山上，打不到山那边的统治者。
"现在美国把这种精妙的统治术，转而变成了文化舆论战的高明战术。
威胁确实是巨大的，正因为我们是无限责任政府，所以我们必须承受一切的震动力，避免伤害到我们的人这造成了西方一种不对称的优势，例如我国的人民生活不好、事业失败，他们首先就会责怪政府，这种责怪，我们还无处推脱，因为我们政权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确实要为人民解决这样的问题。”
"相反，如果是西方的人民，他们的资本主义政府明确说了，个人的生活和就业，本来就不是政府的职责，你可以怪过去的老板，可以怪经济不景气，可以怪自己没本事，就是不能怪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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