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月，上海。
寒风凛冽，南方的冬天，这个时候简直是阴冷入骨。
佛利德曼和萨缪尔森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皮手套，穿着厚厚的靴子，仍然觉得寒冷。
同行的斯蒂格利茨，或许因为比较年轻的缘故，倒是没有觉得特别的寒冷。，以上三位都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一次受到小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邀请，来访问中国——迈克尔几年前创立了迈克尔.洛克菲勒基金会，被美国人称之为小洛克菲勒基金会，以区别于传统上著名的那家洛克菲勒基金会。
虽然天气寒冷，但三位经济学家，仍然饶有兴致地观察着上海街头，他们实际上对于能够访问中国是很兴奋的，有点像是被批准上太空去月球，虽然中美贸易打开后，两国并不缺乏来往，但两国的经济学界很少交往，他们此前并没有什么机会来中国。
1月的上海街头，仍然熙熙攘攘，何况三位经济学家此时所在的位置，是南京东路，本来就是上海最著名的商业街了，永远都不会缺少人流的。
萨缪尔森若有所思:"我来之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虽然建筑风格很不相同，但商业化的程度，上海居然不比纽约差，看看两边那么多的户外广告，真难以相信，这是共产主义的中国，与我过去在美国刻板的印象，完全不一样。
我也没有去过苏联，但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那里应该没有这样的商业化。
中国的经济体制很有趣呀。
天色渐暗，南京东路华灯初上，璀璨的灯火，让城市变得更加美丽，三人都感到了内心的震惊——这居然是共产主义体制下的国家?陪同他们的，是两名现时空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章卓元和顾书堂。
顾书堂的年龄要大一些，他微笑着解释:“中国的商业同样是品牌营销的商业，业各种公司使用广告，来营销推广自己的产品，不足为奇。
而且中国从私有企业开始发展的混合制企业，以及纯粹的私有企业，占gDp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市场经济在微观层面，是广泛普及的。”
佛利德曼内心是最震惊的一个，或许因为在三人中，他是最反共、最鄙视社会主义体制的人。
佛利德曼的经济学说，可以用两个词概括，一个是自由，一个是货币。
他是最反对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认为政府干预的结果，几乎都是无效率和负效率的，唯有坚持自由市场，最终都能得到证明，可以获得最好的结果，所以应该限制并且减少政府的权力。
另一个词就是货币主义，主张每年将美国的货币发行增量，限制在3%到5%，就是最好的货币政策，胜过财政政策或者其它货市政策的折腾。
在他看来，适当的货币增量下，自由市场的价格体系，将会自动调整经济体系上的不均衡，让经济发展趋向于稳定。
佛利德曼也是对政治最感兴趣的经济学家，比如他主张，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而且事实上也是政治自由的一部分。
若是生产资料被掌握在政府手中，真正的政治异议和言论自由，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他的理论，是最受资本家欢迎的，因为他的主张无非是:一切权力归于资本家，这样才有最高的效率。
他的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少管，甚至货币的权力也必须固化。
所以佛利德曼对两名中国经济学家说道:“源自私有企业的活力，总是超越集权公有体制下的国企制度，所以中国今天的繁华，我并不意外。
但我注意到中国经济学界，反复讨论私有企业的混合制，这是一种你们在全中国广泛执行的制度，在我看来，你们的这种制度,其实是反过来对企业家的一种剥削，极大地缩减了，他们创造而应该分享的价值，这很可能挫伤企业家精神，谁愿意为一个最终自己只能收获少部分利益的企业负责到底呢?长此以往，企业的效率必然下降，竞争力是不够的。
"他的问题一向很尖锐。
章卓元摇了摇头:“佛利德曼先生，你不能用美国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经验，来强行套到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头上，两者根本不是适配的。”
“在中国，企业的类型，要比美国复杂的多，美国主要是私人企业，还有极少数的国企。
而在中国，大致可以分为战略资源纯国企、竞争性混合制国企、混合制民企、小规模私企四大类。”
“战略资源纯国企，没有混合制的成分，是纯粹的央企，他们存在的目的，是控制国家的各种战略资源，这样的企业，或许如你所说，它们并不具备很高的效率，但他们将国家的战略资源，牢固地控制在人民而非资本家的手中，战略资源的盈利，或者进行国家级的再投资，或者就归入人民分红基金，对全国民众进行分红，实际上，它们是全民所有制，属于全民，分红全民。
“这样纯粹的国企，还起到调整战略资源价格的作用，可以遂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调整。”
"竞争性混合制国企，是国家投资于发展方向已经明确的科技型和规模型产业，但是实现部分市场化的运营管理，比如在美国近年来同样兴起的ICT产业领域，要知道，很多产业在初期，即使方向已明，但是投资规模需求非常大，中国私有企业的规模、资本和技术实力都比不上美国那些庞大规模的巨型私企。
所以国家以巨额投资和5%管理层分红权这样的市场化机制，刺激这些企业高速发展。”
。
“混合制民企，就像您刚才所说，随着规模逐渐壮大，国家基金必须入股，而创始人到最后，只能享受到2%的股权和分红权。
在您看来，这是对私有企业家的剥削，但在我们而言则不然，因为我们只承认合理剥削是合理的，而绝不接受不合理剥削的存在。
创始人从开始享受100%的分红，到最后只享受2%的分红，这就是合理剥削的报酬。
“我们中国人的文明，本来就不相信，一个只有金钱作为动力的老板，会是一个好的企业家，驱动企业家创新发展的，绝不应该仅仅是金钱，就像你们熟悉的马洛斯需求理论，高级的实现，不是尊重和自我实现吗?如果只是金钱驱动，那您所谓的企业家，无非是些利益黑心的完全利己主义者，这不符合中国文明的道德。
“最后的小规模私有企业，主要是弥补社会的广泛需求，中国是一个近10亿人口的大国，前三个层次的企业，并不能满足人们的所有需求，只有这些可以在每一个细节，发现商机的小规模私有企业，能够填补所有的市场空白。
而且其中的科技创业企业，也是混合制民企的温床，有些企业可以规模逐渐扩大，做到混合制民企的程度。
“我国的混合制，已经执行十几年了，从实践的经验看，其效率是很高的，并不逊色于纯粹的私有企业。”
佛利德曼同样摇摇头，他不相信这种解释:“每个大国崛起的时候，都有一个你们中国学界所称的蓝海时代，企业的管理即使粗糙，在那个阶段，也会有很高速度的发展和扩大。
但是等到成熟的竞争时代，过去没有显露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
而且你相信吗?要是中国允许私有资本到海外投资，你们这些私有企业和混合制民企的老板，恐怕会大量地跑到海外，因为在自由民主的社会，他们创造的利润，除了正常的税收外，归属于他们自己所有，不会被国家剥夺。
章卓元失笑，心想我信你个鬼!他说道:“您说的有道理，因为条件的不同，或许开放投资条件下，中国有些人会跑到美国去创业，但大部分这样的人，并不是聪明人。
他们能够在中国创业成功，是因为他们适应了中国市场的情况，说白了，很多都是幸存者偏差，而不是有着自己绝对的实力，在哪个环境，都能创业成功。
现在美国的华人，应该属于你假设的基本条件吧?可是在美国创业成功的华人，有多少呢?是个非常低的数字吧?难道他们的智商和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国内吗?“所以即使开放投资了，一开头，可能有些人会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发展到后面，还是不会有多少人，放弃您认为非常苛刻的中国国内的条件的。
终究，即使最终他们获得的分红，只有利润的2%，那也是非常大的钱，超越普通人收入的百倍千倍。
跑到美国去，绝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是做个普通人，甚至由于种族的因素，成为失败者。
佛利德曼轻轻哼了一声，他知道自己无法说服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像对方也无法说服自己，终究是要看未来中美两国，各自国内发展的情况来证明的。
斯蒂格利茨对另一个概念，倒是很有兴趣，他说道:“刚才你们的谈话中，提到了合理剥削与不合理剥削，我来到中国访问后，知道这两个概念，现在是中国经济学界非常热门的概念，美国的经济学中，没有这样的概念。
顾书堂与章卓元对视了一眼，笑着说道:“我来说明吧。
三位来到中国后，对于这两个概念，应该都不陌生了，我就不解释定义了。”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我国内部主席等人的理论和实践。
就像是贵国和西方的经济学，不断演变以适应新的经济现实，例如我注意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比凯恩斯主义，日益占了新的上风。
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也是一样，必须不断推陈出新。
过去的马克思经济理论，我们认为也是有缺陷的，或者说是必须根据新的经济现实，进行一些调整。
“合理剥削的概念，就是生产关系必须适配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既然我国承认私有市场经济，认为私有经济是对公有制的有效补充，而私有经济又必然有剥削，利润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嘛。
这样剥削的客观存在，与社会主义反对剥削的立场，构成了现实的矛盾。
这是合理剥削理论，产生的前提。
“所以基于我们社会经济的实践，合理剥削被提出，并作为一系列市场经济的基础。
现在与未来被分开，现在是一个基本稳态的系统，是一种既成事实，每个人对此的贡献，是有限的，剥削就是不合理的;而未来是变动系统，在稳态系统上的创新突破，贡献极大，所以允许合理剥削，奖励创新突破，例如科技发明或者成功发展了企业，作为获得合理剥削的前提。
"说白了，这个理论承认了，只要有市场经济，就有剥削，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能有合理剥削。
否则，我们就不是人民的中国了，而是资本家的中国。
两位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让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内心震动，这倒不是他们，说服了这几名美国人，而是让他们觉得很新奇，他们从来没有见识过，也更不可能想到，新中国现在占据主导地位的，居然是这样新奇的“异域经济学”。
萨缪尔森感慨道:“中美两国的基本面区别很大，恐怕确实很难在一个尺度上，进行比较。
不管怎样，我们西方的经济学，创造了美国的富强。
而你们中国的经济学，也在从你们建国时到现在，经济总体量，名义数据上翻了一百倍还不止，足以证明其在你们本土的有效性。
"萨缪尔森重视公式与数字，他总是力图将各种经济理论公式化，而公式化的基础，就是数据化。
而且西方此时的经济学家都自视甚高，觉得经济学的贡献，对于西方发展是决定性的。
佛利德曼并不服气，他接着说道:“我还注意到贵国的经济的一个特点，这几年虽然高速发展，但债务增长的速度和规模，甚至超越了美国。
美国能够实行高国债，是因为美元是世界储备货币，全球各国都购买美债。
但中国呢?国债的增加，一部分来自于你们自己的民众，另一部分，不说是央行超发，凭空创造货币，远远超越了正常应该有的，控制在3%到5%的比例。
这样的债务经济发展下去，你们不觉得有风险吗?顾书堂有点默然，他确实觉得有风险，但章卓元不以为然:“美国的国债风险才大呢，因为都是私人债务、外国债务，还款的压力很大，国债规模大了以后很麻烦。
但我国的国债，是生产力调整的一种手段，社会主义体制下，这样的国债，不过是左手交右手，债务虽高，但都有对应的资产和生产力支撑，因为债务形成的过程，就是对应规模的生产力发展的过程。
国债规模大了，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负债与资产同步增长，资产估值的规模更大，单单是数字调整的话，央行完全有资格，执行债转资很多的国债，对于国家并不构成风险。”
实际上，谁也不可能说服谁，这就是现在中美两国，大相径庭的两种制度的现实，基本的运行环境都不一样，而且各自都认为自己的道路，是基本正确的，想要用同样的理论来解释，想要让对方服膺自己的思路，怎么可能呢?美金会邀请这些美国经济学家来华，也不是为了让中国学界学习他们，搞什么“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是让中国了解和理解美国经济运行背后的学界逻辑，以及资本财阀，如何通过经济学家这样的工具，来贯彻自己希望的美国经济政策。
近期的美金会，有比较多的这种“中美交流”活动，这也是在为中国的下一个大时代准备，了解和理解对方的思路，才能有更好的对策。
从1978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了最狂暴的一个发展阶段，就像是原时空的2000年左右那个时代。
预计到台湾战争的1984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达到美国的2/3，追平苏联甚至超越。
到那个时候，中国巨大的体量，怎么也藏不住，美国各界对于中国的重视，将是空前的，而各种压力也将纷至沓来，提前为这个大时代做准备，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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