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国钧担任司令员的东海舰队，仍然是现时空五支海军中，最强大的那支，其实在战略上本来就无从选择，日本和台湾果党两大敌手，都在东海。
即使是未来解放了台湾，也只不过会让东海舰队可以利用台湾为基地前出太平洋，但不会改变东海舰队“最重要”的地位，只要日本还存在一天，这种格局就不会改变。
现时空的东海舰队，基地建设方面，与原时空相差不大，同样是三个军级编制的海军基地，包括上海基地(吴淞+连云港)、舟山基地(含定海、温州)以及福建基地(宁德、厦门)，而司令部驻地在浙江宁波，所以从政府与军队的配合角度，赵安民可以算是曲国钧的“地主”。
在现时空1982年，东海舰队现有的作战舰艇，已经编成了一个驱逐舰护卫舰的混编支队、一个护卫舰支队、一个潜艇支队、一个登陆舰艇支队、还有一个由导弹艇、扫雷艇、猎潜艇、鱼雷艇等组成的快艇支队，总共5个支队，单单由相应的编成，就可以知道这支舰队，作战的目标方向，仍然是以解放统一台湾为核心。
其空中力量也很强大，是为了解放台湾，而编制加强的那种，现有五个海军航空兵师，其中两个轰炸机师，两个战斗机师，以及一个歼击轰炸机师，此外还有一个训练团。
今天两人的聚会，自然是为浙江和以浙江为基地的东海舰队，在中央的指导精神下，商量台湾战争相关准备的-些步骤和框架。
地理因素决定了，只要新中国发起解放和统一台湾的战争，国内受到影响最厉害的省份，第一肯定是福建，第二肯定是浙江，或者还有上海。
说白了，战事一开，浙江与福建，就是前线，所以必须做好"攻防”正反两面的准备，前线部队进攻的时候，浙江以及浙江的军事基地如何支持前线战争;果军垂死挣扎，或者美日军真的要参战的时候，相关的防御和反击，如何组织。
战争，从来不单单是军队一家的事情。
兵力调动和弹药囤积、战略物资计划、部队规模编制计划、运输路线、集结地域、预备部队等核心的战争要素，自然是由中央军委进行顶层计划的。
但在浙江和东海舰队层面，预先也必须考虑不少的事情。
浙江是必然进行局部动员的，政府要进行后勤动员组织和执行。
一方面要发动战备生产,提供浙江可以提供的战备物资;另一方面，要组织防空演训，就算是美日最终不参战，台湾果党的狗急跳墙，恐怕是应有之意。
而东海舰队，更是参战的海军主力，他们参战，当然不会是屁股一拍，开上战舰、装上武器、出海作战就行，前期的准备，必须是非常细致的，比如情报侦察，不可能只依赖卫星和雷达，同样需要”人民战争模式”的动员，海上民兵必须全体动员，他们的战斗，主要就是通过遍布黄海、东海的渔船，对海情和空情进行补充监测，甚至届时有些渔船会临时装备声呐，摇身一变为声呐搜索船，对美日潜艇进行广域的搜索。
当然，东海舰队的“麻烦”，主要还是击中在军事一个领域。
赵安民作为浙江省长，面临的麻烦，当然是十倍还不止。
赵安民上任以后，主要考虑的浙江要在2年时间内完成的战备和服务，包括了五个大的方向:第一是军事(战备)，_这部分相对比较简单，因为主要的计划来自于军队，核算战争物资，主要是军队发起的，赵安民作为地方政府s主要就是完成军队的需求，此时国家已经建立了战备局体系。
但战备局作为一线执行执者，在解放台湾这样的"大战”中，人力肯定是不足的，还是需要地方政府动员支持。
例如在物资运输上，单单依靠战备局，怎么完得成?届时肯定要地方政府，通过民兵组织动员，形成战时的物流体系。
在防御方面，就比较复杂，因为地方政府承担的职责就更多。
作为政府首脑，赵安民总不能将问题，向浙江国卫司令部、人武部和民兵组织一抛了事，不贯彻到底，他是不能安心的。
至少，他需要将一套战时的临时管理体系建立起来，让同志们可以“有法可依、有道可循”。
第二是政治准备，这部分是最复杂的，不可能完全依赖中央政策，而是浙江需要自己形成组织，解放军攻占台湾后，干部来自于哪里?自然以福建和浙江为大宗，浙江的干部如何抽调，需要怎样的规模?如何组织起来?这都不会等到台湾解放的时候才来筹划，真的是必须未雨绸缪的。
例如，假设让上海干部组团接管台北，而让杭州干部组团接管基隆，宁波干部接管台...这样的每一个台湾主要的城市，都必须针对性地设计一个干部体系，把干部群体送上岛后，能够立即从解放军手中接管城市，并且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台湾大大小小的城镇秩序。
再如，配合干部群体的接管工作，预计浙江，将有大批的国卫部队和民兵部队，入驻台湾城市和乡村，如何组织、如何管理、需要何等的规模等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现在就列出计划，并且逐步开始训练和培训。
第三是经济准备，这才是赵安民最头痛的事情，这里说的经济准备，当然不是准备作战物资，那是军事战备的问题。
赵安民头痛的经济准备，当然是台湾战争会对浙江经济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能小觑。
浙江在现时空的经济特点，仍然与原时空有大量的类似之处，这里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自然资源也不算多，当然不会是国家和国企重点投资的省份，不是重要的工业基地。
浙江的发展，两个时空都-样，那就是依靠40多个港口和临近上海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海外进行进出口贸易，才是浙江唯一可行的发展道路。
当然，浙江的条件，相比福建还是要好点，福建可是八山一水一分田，所以在古代，可是以弃婴出名——养不活那么多孩子呀。
浙江的国企，投资基本都集中在港口和海运上，而浙江经济的基本盘，主要还是私营和壮大后的混合制民营企业形成的，浙江"省内"的央国企，并不多见，国企也大多数是浙江省自己发展的国企。
目前全国民营属性的经济，一般的比例在50%左右，但浙江已经占到了80%左右。
赵安民发现，浙江的“民企"”，又都是块状经济集群”，说白了，浙江私人之间，抱团发展的特质明显，一个人发现了某种产品的商机，招呼一声，不仅是亲戚朋友，连普通关系的乡人，也可以借款或入股;等到他发展起来了，周围一圈，就开始开办小企业，为他这个"发达”的关系企业配套，就像是滚雪球，越滚越大，搞到后面，某个公社，某个县域，甚至是城市，就形成了一块又一块的经济集群体系。
每一块，少则数百家中小企业，多则上千家甚至上万家中小企业。
他已经发现，比如原时空他听说过的打火机这种小产品，其实在温州有一大片小企业，就靠这种小商品，相关的“一块”企业，超过了两千家。
问题是，这样的块状经济集群体，发展的时候，能够带动一大片;但要是受挫的时候，恐怕一死也是一大片，或者可以形容为”震动传感性很强”，好的时候特别好，糟的时候就特别糟。
赵安民此时对曲国钧就感叹，现在浙江的情况，就像是满清时代”百万槽工衣食所寄”，这些年的外贸，进出口比例的规模，远低于原时空，但在浙江这个外贸最发达的省份，不知不觉之间，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即使此时的利益集团，还没有抱团影响政策的能力。
这种情况本身并没有可以指责的余地，广东、浙江、福建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民众必须通过贸易找出路，国家既然允许外贸，他们就将外贸做大了，而战争必然影响他们的生计，这就是现实，作为地方领导人，需要现在就考虑的，是如何届时能够让这种经济的阵痛，变得相对较小。
赵安民内心自己的判断，美日出兵的几率，大约是20%左右，并不算太高，毕竟中国的核威慑是极为真实可靠的，美军即使出兵，恐怕也不是那种意图改变战局的出兵，而是情报战和小规模的节点战，目标是增加我军解放台湾的困难，导致我军局部损失，从而向全世界证明，解放军并不是美军真正的对手，以维持美国的全球霸权。
但是美国和西方经济制裁我国的几率，几乎可以肯定是100%，台湾在美国军事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并不低，因为台湾是遏制我国，同时也是遏制苏联在太平洋方向的第一岛链中关键的一个部分，我们打破了美国的这个关键节点，自然要遭受反噬——要是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对我国笑脸相迎，那美国还在西方群狗中混个屁呀，姿态是肯定要做的。
美国对我国制裁，并不会担心太多，尤其美国恐怕会把这场制裁，看成是-次对我国“制裁为基础的经济战”的“压力测试”，本身就会"看一看”中共在西方的经济制裁下，中国经济体系的表现是否还正常，以此判断制裁作为一种经济战主要手段，可能会对我国造成的影响。
赵安民知道，西方的这种制裁，中央早有预料，一系列的准备措施，也会让美国和西方制裁的威力，尽量减小。
老实说,对于新中国整体而言,制裁的影响甚微，不算什么。
不过具体到浙江，就有可能影响颇大，预计"百万槽工失业”，大约并不算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真接的经济冲击，赵安民并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为他们解决。
就像是原时空的美国脱钩，中国的一些产品加了关税，老板扛的过去的，继续出口全球，抗不过去的，转移到越南、柬埔寨，或者干脆关门。
时代的一粒灰尘落下，总有些人要倒霉，撞上了被压垮了。
当然，战略上的调整,赵安民还是有思路的，因为会从台湾流放判刑几百万人，台湾会变得“半空”，而移民台湾的人员，自然来自浙江和福建的民众最多，他们是填补台湾人口的主力。
部分失业的人可以用移民的方法来解决。
虽然战后台湾的经济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但毕竟有国家的特别支持，这就使得赵安民有了一个“用台湾解决浙江进出口缩减问题"的思路。
.1982年的秋天，赵安民任职浙江，同一时间，沿海的几个主要省市，都开始了战争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有所区别的，不过是动员的程度而已，福建和浙江动员的程度最高，而上海、山东和广东则其次之。
第332章 社会主义的方向不能退缩
..赵省长，浙江私营企业的加班情况确实严重，不过这是有历史原因的，也有很大的现实压力.....".“....老百姓都想通过加班多赚点钱，企业的订单饱满的时候，甚至要24小时连续生产，从完成贸易订单的角度出发，加班就变得不可避免。
所以我们过去工作的重点，就是核查私营企业主，有没有遵守国家关于加班薪资的规定，有没有克扣加班奖励，对于加班时间的管理，就放得比较....“...从企业主的角度看，他们不愿意聘用更多的工人，一方面是担心订单量下降的时候，工人剩余，他们负担不起;另一方面，只要现有工人加班，能够完成业务,甚至在旺季增加一些临时工，就可以完成订单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愿意增加聘用....从工人的角度看，他们宁可企业少聘用其它人，让自己多-些加班赚钱的机会，担心新人，会顶掉自己这些旧人的工作机会...浙江省劳动厅内，厅长戴明与常委班子，正在向前来调研的赵安民省长汇报。
汇报显然并不轻松，戴明的前额秃头上，已经有冷汗沁出，这可已经是深秋时节。
赵安民话题转了个方向，但仍然是追问:“嗯，私企加班是因为业务压力，那浙江的一些国企加班，是因为什么呢?业务很饱满吗?'戴明的脑袋，有开始渗汗，他心里不无埋怨，他娘的自己现在，是在为一些部门挡刀呀。
他定了定神，回答到:“业务量比较大，属于通常需要加班的情况....."赵安民已经有点不满他油滑的答复，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你就告诉我一个情况，我自己亲眼目睹电力厅所属的一家国企，人数也不少，有2000多人，我看到大部分人员，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坐办公室，熙熙攘攘快快乐乐，但实际上，这家国企的业务，主要应该是为穿山越岭的电力设施，提供高空维修服务。
我打听了一下，几乎90%以上的高空作业工人，来自于农民工，也就是这家国企的临时工，国企的正式员工，据说都是工人贵族嘛，这种危险的高空作业，当然要屁民去冒险。
我问你，这算一种什么合理的劳动用工制度?赵安民说话并不快，语气也很平静。
可是戴明的汗水，都已经不止是额头了，而是流向了脸颊。
与会的其余几个劳动厅的常委，脸色都已经开始变白，有点惶惶不安——赵省长的不满，已经是显而易见。
而陪同赵安民考察的省政府的几名官员，冷汗都已经把背脊打湿了，从小阎王的嘴里，说出来“工人贵族”之类的定义，风浪已经可以看得到了戴明嗫喏了一会，终于鼓足勇气说道:”省长，我不知道这个情况，过去劳动厅过于本位主义，缺乏对具体企业的劳动用工制度是否违规的监督管理，这是我们的错误。
赵安民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而是又兜回到加班问题，询问戴明:“按照你们的说法，加班只要按规矩给钱，你们就认为在实际情况下是合理的。
那么这个合理有限度吗?国家规定是每周40小时工作制，按照我得到的信息，一些工厂的工人，加班到每周工作80小时，即翻倍的工作量，都是正常的，没有休息日，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
你们觉得这也合理?戴明觉得自己要崩溃了，他感觉自己无法回答，勉强说道:“省长，这样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我们劳动部门发现了，也会劝诫那些企业主，调降劳动时间....赵安民摇了摇手，打断了他的话，收起记录本，感叹地说道:“浙江一向以亲商著称，按理说，这不是坏事，我们既然允许私有经济，就要为企业主们做好服务。
我们允许合理剥削嘛，能够保证自己的剥削，属于合理剥削的，就是我们应该给予良好服务的资本家。
“但既然是合理剥削，那剥削就是有限度的。
戴明同志，与你谈话，让我很不舒服的一点，就是你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总是习惯于从这种"商”的立场，来解释一切，建构逻辑，而不是从民众乃至社会主义体制原则逻辑的立场出发。”戴明脸色煞白，低头不语。
“劳动法规定，每天最多可安排劳动者，加一个小时的班，且必须要与劳动者和工会协商一致;如果单位有特殊原因的，在特殊阶段，则每天加班不得超过三小时，每月不超过三十六小时。
注意这样的特殊阶段，除了国家安全原因以外，所有的商业原因，不得超过三个月。
吗?“好嘛，严肃的国家法律，到了你们这，变成了因为企业主和工人都感觉加班赚钱好，于是法规可以不遵守，劳动厅，为此大开方便之门呀。
浙江人民很特殊，不超额干活不舒服，是这样的“今天破坏一点规矩，日积月累，最终规矩就不会存在。
经济现在高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掩盖了大多数的问题，包括这样的劳动问题。
企业主多赚钱的时候，不会在加班费上计较。
但等到企业难赚钱的时候，既然规矩可以打破，那么当然要想办法更多地剥削。
到时你们劳动厅，肯定也会发现新的理由，比如说，要支持企业主先渡过难关嘛，所以就需要先苦一苦员工喽。
“这就是新时代官僚主义的典型技巧之一，无论什么事情，解决的办法，就是先苦一苦老百姓，而当事的官员，最好还要表现出“黄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的所谓态度，无非是塑造一个摸不透的更高利益，更有优先性的大是大非，面对不明真相的观众，当事官员作为一个识大体的人，扛下了所有骂名。
这个观众，可能是不懂事的百姓，也可能是采访的记者和看电视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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