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第一步，不用惊动太高层级的党组织，只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安排我们一家三口去香港，能够得到香港华润的信任就可以。”
“第二步，是到了美国做出一点成绩后，利用影响仪，我们要得到贵州省委书记，或者是进口口岸所在的广东或者广西省委书记这一级别的信任，能够在海外顺利执行初期的行动。”
“第三步，我们需要用美国和西方顶级气象气候研究专家的名义，向中央预警这几年大旱的信息，以此与中央领导人建立起联系，并逐步在行动中得到他们的信任。”
“我这里现在也只能有这个大概的思路，也确实需要在未来，一步步地逐步完善这个策略。”
赵安民已经赶紧上前去，亲了老妈一口，虽然李慕青的计划，目前非常粗糙，但这个思路已经很有启发了，这让他有点激动，这可是他头疼万分的事情，看起来，还是老妈这个教育局官员，最有“官象”，估计全家有着最高官场天赋的，也就是老妈了。
不，她才26岁，算什么老妈？
一家三口都笑了起来，一时有点温馨的味道。
或许是赵伯陵和李慕青的补充，刺激了赵安民的思路，他突然脱口而出：“我知道了，一定要有一家美国大企业在手上，所有的事情，才可能化繁为简，突破帝国主义的一切阻挠。”
他越想越激动，小大人赵安民对父母说道：“如果我们到美国后，能够控制一家美国的大粮商，那大多数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作为国际级的大粮商，例如嘉吉或者邦吉，在全球采购粮食或者其它食品，都是顺理成章的，而且能够通过内部网络，对美国政府隐蔽掉多数的活动，解决运输问题，也会非常便利的，他们本来就是全球散货船的大租客。”
“按照我前知的信息，原时空在1960年，邦吉集团就向意欲进口粮食的中央表示，可以通过该公司设在巴黎的分支机构，绕过美国监管，向中方出口少量非美国所产的粮食。
同时邦吉集团还建议中方，尝试接洽嘉吉集团，因为嘉吉集团在加拿大，有众多的分支机构和庞大的业务量，便于提供掩护。”
“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集团，他们可不害怕美国政府的制裁什么的，赚钱才是第一位的，为了赚钱，他们总是愿意出售绞死自己的绳索的。”
“原时空，中央委托香港华润操盘粮食进口，他们接洽的加拿大小麦局、澳大利亚小麦局、法国路易达孚公司、美国邦吉集团、澳大利亚悉尼戈林戈伊公司等机构，没有一家不愿意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反响非常积极。
只不过，那个时空，中国的外汇实在太有限了，能够进口的粮食，当然也就有限了。”
他的内心实际上已经浮现出了一家最合适的公司，但是要控股那家公司，至少要准备10亿美元，他暗暗地挥了挥拳头，一定要做到！
李慕青看到赵安民看上去稚气的脸上，浮现出的决心，不由得笑了起来，在她看来，儿子的神情很可乐，小大人的样子，挺好玩的。
三人的讨论，从早晨持续了一整天，中饭都没有吃。
到了傍晚太饿，李慕青才给三人下了面条。
然后讨论到了深夜，仍然不停。
8点后停电的黑灯瞎火，也没能阻止他们的热情。
以至于第二天周一的早上，赵伯陵和李慕青都是顶着黑眼圈，去上班的。
他们都没有意识到的是，现在他们讨论如此“疯狂”、“不现实”、“政治到底正不正确也不知道”的事情，变得如此的自然而然。
第3章 国内行动小组的初级构建
1958年的7月27日，贵州省对外贸易厅。
天气热得邪乎，常务副厅长李铁奎，自己摇着蒲扇，让秘书给汗流浃背的赵伯陵也拿一把，厅里的办公条件有限，就连装了吊扇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也没有几个。
他这个厅长的小办公室，就更没有了。
嗯，秘书刘阳介绍的这个赵伯陵是个人物，很不错。
李铁奎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赵伯陵充满了好感——就连赵伯陵自己，对于“影响仪”的魔力，也是一无所知的。
这个小伙子赵伯陵，刚从遵义的工业局，调到了遵义的商业局，担任副局长。
一上任，他就提出来，要让遵义和贵州大量的中药材，能够通过外贸，在香港打开香港和东南亚市场，利用香港华润的渠道扩大销售，为国家创收宝贵的外汇。
我们不能等待每年一次广交会的机会（1957年办了第一届），那样太被动了，应该主动地走出去，寻找订单。
这是为国为地方为民谋利的事情，不违反国家任何的政策嘛。
秘书刘阳刚向他介绍这个赵伯陵的时候，李铁奎本来不想见他的。
开玩笑，这样的事情，听都没听说过，如果犯下政治错误怎么办？但是刘阳极力地劝说他，他可从来没见过刘阳如此地推崇一个人，甚至用自己的党性，来向李铁奎保证，这个赵伯陵一定能够为国家、为厅里做出巨大的贡献。
所以他才勉为其难地接见了这个赵伯陵，但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完全改变了，这个小伙子的思路，清晰得不得了呀。
贵州和遵义确实多产药材，山区嘛，很正常，常年阴雨的天气，使得一些药材的品质非常好，药农们开玩笑说，是被老天爷“捂出来的”。
诸如石斛、山银花、天麻、白及、党参、玄参、钩藤、杜仲等中药材，都是在国内非常上好的品质。
香港和南洋那些地方，华人很多，对于上好的中药材，肯定是有一定的市场的，西方人不信中医，这些地方还是有很多人相信的。
但外贸厅从来没有想到过，主动到香港去开拓市场，目前国内也没有这种先例。
这当然可以说是不符合规矩，可也没有政策文件规定，这样的事情不能做——明显都是为了给国家创汇，都是国企行为，又不是私人和资本家牟利，似乎试一试也无妨？
换了别的时候，李铁奎肯定会放弃，开玩笑，去年（1957）年的大反右政治运动，刚过去不久，哪个干部，不是心头仍然有着余悸呢？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希圣同志，在1957年6月到12月，研究反右斗争的书记处会议，就多达37次，其中专题研究整风反右，共20次，重视的程度前所未有。
而且希圣同志一再强调：“对右派要狠，来不得温情主义。”以及“党团员是右派，应该一视同仁，应当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不要包庇，没有什么可惜。”要不是主席后来强调：“反右基本的指导方针，是尽量缩小打击面，防止扩大化，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这场政治运动，还不知道会影响有多大。
就算是最后有所控制，几十万人被打成了右派，恐怕也是只多不少吧？
所以干部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不过现在，一种说不出的感觉，驱动他赞同赵伯陵去尝试，共产党员热情地想为国家开创创汇通道，这实在值得鼓励和支持，自己毕竟是个老共产党员，可不能失去了革命者的初心。
赵伯陵可不知道李铁奎这位副厅长丰富的内心活动，要是知道他一度将这件事情，与对“右派”担心联系起来，一定会觉得内心很冤枉。
这些日子，他们家的“三人工作小组”，也讨论过去年反右的事情。
基本上，认为过于扩大化是肯定的，尤其是一些青年，还是思想简单的娃娃，懂个鬼的左和右，把他们打成右派，简直是扯淡，本来进行批评教育和培训就可以的事情。
当然，这就是这些年的特色之一：只要一搞运动，一定有一帮人，要顺着运动的方向，把车开到底，一直冲到沟里去，就是要造成大幅度的运动过度化。
反右终结了中共在建国初，不得不与之团结，以尽快稳定国家的“民主人士”，试图将中国导向资本主义宪政的那部分力量，这是它的积极性。
但随着运动的扩大化，这种积极性，几乎就被淹没了。
不过这个时候，三人在政治上，都是小虾米，对于这个课题，也没有深入下去，也只是担心对未来工作的影响而已。
李铁奎将赵伯陵，介绍给了外贸厅的党组书记刘庆安。
果然，本来对李铁奎的汇报，不以为然的刘庆安，在与赵伯陵会面交谈后，也成为此事的热情支持者。
既然组织开始支持，规模就比赵伯陵当初想象的要大，刘庆安可比李铁奎这样的领导要更老谋深算得多，在他想来，这件事当然有政治风险，但也不是不能变成很大的一个功劳。
如果是政治错误，那么小做也是错；如果是功劳，那当然要大大地放大。
所以为什么要限制在遵义一地呢？整个贵州的农产品，不能放进去吗？遵义的中药材可以作为敲门砖，贵州其它地方的特产呢？尤其是茶叶，红茶、绿茶、白茶和乌龙茶都有，贵州这种多雾的气候，茶叶的品质就是好。
可惜酒厂涉及粮食，茅台都是国家专营，不好拿过来搞。
刘庆安这个思路一出，倒是让赵伯陵觉得，所谓的贸易，本来是用来掩护的，但在行动的同时，完全可以创造一些拉动贵州农产业发展的项目嘛，不过他转念一想，马上就是4年困难时期了，要搞类似茶叶出口种植基地这样的项目，恐怕不合时宜，等等再说吧。
外贸厅在赵伯陵穿针引线下，开始与遵义市政府、遵义市商业局等部门协调，依靠着影响仪的魔力影响，终于在这些部门之间达成了一致：组建一个贵州外贸出口创汇小组，由外贸厅的常务副主任李铁奎担任组长，抽调赵伯陵担任常务副组长，实际上就是让他话事。
整个小组有十个人，除了李铁奎外，全部是经过影响仪感召的同志。
李慕青也在这个团队中，在赵伯陵汇报的计划中，他和李慕青两口子，都会到香港，以一家人的面目，取得香港的公开商人身份，以便作为“中介”，来两面对接国际贸易，未来他们一家，会频繁往来香港与贵州之间。
不过这也是暂时的打算，还不是计划。
李铁奎只是名义上的领导，是帮他们兜底的。
真正的工作小组，是包括赵李在内的其余9人，赵李两人，相当于有了7名助手。
其实这7名同志，只有3名是赵李两人推荐的，来自于遵义商业局的张铁泉、遵义工业局的杨福林，以及遵义教育局的王丽云。
张铁泉在商业局的时候，就是赵伯陵的助手，是一个精明又热情的小伙子。
杨福林是赵伯陵认得的对于工业设备和工业建设方面，最门清的人员。
而王丽云是李慕青推荐的，因为她是遵义大概唯一的通晓英语和俄语两门语言的人员，而且李慕青觉得她脑子很聪明够用。
其余4人，刘根柱、唐耀平、章宇和刘沂，属于外贸厅和遵义政府派遣的工作人员。
尤其刘根柱最为特殊，他其实是国安，这个年头外贸无小事，其实所有涉外的事情都不是小事，有个国安也很正常。
正因为如此，在感召之后，他就被任命为党小组的纪律委员，负责未来体系的内部安全。
唐耀平和刘沂来自外贸厅，唐耀平擅长外贸流程和业务，而刘沂则对于运输方面很熟悉，按照后世的说法，相当于物流管理。
章宇是遵义市政府派遣的，主要是联络遵义的各个部门——如果真的有遵义产品能够出口的话。
赵李两人自己，赵伯陵算是小领导，是这个工作小组的常务副组长。
李慕青是党小组的组织委员，负责这个小团队的财务、教育和人员。
这样的结构，很容易在政治上，被攻击为夫妻老婆店，不像个党组织的样子，但现在也没有办法，暂时用这样的留有后患的结构，来实现初始的启动，只能是等待未来再调整了。
按照赵安民自己的想法，赵伯陵与李慕青应该在工作上分开，去各管一摊，否则人力上也太浪费，他可只有这父母两人，是最能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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