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搞急了，导致物价闯关失败，接下来用了很多年时间，才将物价全面过渡到市场化物价。
这仍然是一次赎买，是在搭建市场化资本主义的框架。
这一次引起了很多问题，包括1989年的事件。
“后面的两次都集中到了房地产这个最大的产业身上。
1998年的改革，是要以壮士断腕之势，将严重过剩且占据垄断资源的国企兼并重组，用房地产，赎买破除了内部利益集团的层层阻力，踩着线去跟美国签WTO，去拥抱全球统一的大市场。
“2008年的改革，是要让东部沿海省份;必须心甘情愿地，将改开以来赚到的利润，投入到对中西部的基建转移支付当中，是要让先富起来的精英，接受宏观调控，凭借着大市场，来承接美国的先进产业链转移。
应该说98和08两轮资本主义周期的机会转瞬即逝，都需要搬开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
"98和08两轮房地产的暴涨，你们可别也以为，只是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集团过于贪婪的缘故。
这4轮赎买，很成功的让原时空的中国，躲过了所谓保守派的反噬，避免了重蹈覆辙，踩着线连续几次抓住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机会和危机的机遇，开启了原时空中国长达30多年的高速发展。
“但2018年乃至以后为什么再没有了赎买?看得到社会矛盾有一定尖锐化?是因为中央的绥靖团体落幕了吗?新一代的领导人可以与阻挠改革的所谓新保守势力，硬碰硬了吗?"“并不是这样。
而是因为再也没有赎买的空间了。
早在2009年的时候，当时权威部门门的调查就发现，中国0.4%的人，学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甚至高于美国。
在我穿越前，更是不知道多少了，或许这0.4%的人，已经学握了90%的财富也不一定，还能赎买什么呢?这就是一路退，退到最后的结果。
“所以在我穿越前，所谓的社会各界都拼命鼓励要消费，甚至出现了恶意不买房、恶意不消费、主张房贷可以让老人承担到死，房贷可以传给子孙这样的，生孩子没屁眼的恶毒政策主张，既得利益者们，不掏光老百姓最后一个铜板，誓不罢休，老百姓掏不出来现款，那就干脆债留子孙。
“发展到这样恶劣的程度，正常的逻辑都知道，不应该是放了，而是必须收。
改革总是与开放合成在一起，改革就会习惯地只放不收，而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这样——社会绝大部分的财富，在一次次的赎买之后，流向了极少数越来越集中，集中到室息了全民消费、造成极度贫富分化的后果。
到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有人主张所谓的慈善第三次分配，老爷们发善心，给穷棒子们打发几个小钱，这尼玛也叫第三次分配?“说着说着，前世的戾气，似乎又在赵安民的心中生起，他努力地控制着脾气。
赵安民接着说道:“所以要避免苏联完全失去社会主义的性质，如何收是很考究的，要准备好流血牺牲。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假设30年到40年后，苏联的改革有一定成功，gDp发展到了一年100万亿卢布，这样按照5倍的粗略估测，全社会的财富就是500万亿卢布左右。
“假设到那个时候，苏联一定会出现18家万亿资产家族，或者50家千亿资产家族这样的主要控制社会财富的家族，0.1%的家族，控制社会80%到90%的财富，自然也不在话下。
而且由于他们对媒体有很大的舆论影响力，嗯，他们会宣传说，他们的资产和财富,来自于勤奋和精明的结果。
“这个时候，苏联出现了严重的消费不足，老百姓没钱了嘛。
3亿人口中，或许只有1000万富人及一些不错的企业的高管和技术人员，能够享受现代化的收益。
这个时候，苏联的中央怎么办呢?鼓励第三次分配?鼓励资本家继续创新以创造就业?如果继续沿着利益集团赎买这一条路顺势而为，那就只有抢夺国际市场，抢西方和其它国家的饭碗，做得到吗?我是不知道的。
“如果做不到，要恢复到社会主义。
你们就会发现，解决资本和底层老百姓的消费问题是容易的。
例如抄家了上述的50家巨富，或者扩大到100家巨富，500万亿卢布的社会总财富，起码能拿回来150万亿，会超过苏联一年半的gDp，这可能还是低估了他们在全民财富中的比例的。
所以解决资本问题不困难。
“但放大到整体政治和经济问题就很困难。
这些家族是盘踞的蛇族的中枢。
抄家他们，立即就会得罪两股拥有强大力量的既得利益集团。
第-是党内利益集团，比如我看现在这个纳扎尔巴耶夫的家族，很有可能在改革中，就会变成苏联前三的富豪家族。
不管是18家、50家还是100家，大量的家族就来自于党内的高层，因为改革中的权力和机会，他们是学控得最清楚的，没有利益都能创造利益呢，发财简直是小菜一碟。
“第二就是新形成的资本阶级。
其中中小资本阶级，如果工作做得到位，在担惊受怕之余，或许还能够妥协，但是大资本阶级绝无可能，他们将自己与18家或者50家视为一体，会认为今天你们可以抄家前50,明天你们会抄家我所在的前1000、前10000,那不是很自然的嘛?你死我活的关系，肯定由此而形成。”凯拉提与李慕青的神色，都变得越来越严肃。
“那个时候苏联最有活力、最重要的企业，大部分可能是掌握在这些家族和大资产阶级手中，而根据上述的分析，你们已经不可能是改革，而只能是革命，革命要流血牺牲，要经济动荡。
这些企业可能立即陷入混乱，大量员工失业，社会上物资匮乏，发生动荡，民众大为不满，游行反对你们的暴力措施等等，西方借机发动颜色革命，甚至是引发冲突。
你们怎么处置?看到陷入沉思的凯拉提，赵安民幽幽地吐了一口气:“说到底到了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要自己人，学控住足以控制形势的足够的暴力力量，武器的批判，在关键时刻，才是最重要的。
另一方面就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革命与改革不一样，革命必须是彻底的，任何不彻底的革命，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失败。
大家陷入了沉默。
过了一会，李慕青看到神色沉重的凯拉提劝慰他说:“也不要过于悲观。
至少现时空的苏联是有一个强力的外在条件的，那就是新中国的存在，会帮助社会主义的革命者。
苏联向利益集团赎买方向的经济改革，如果民众的思想出现左转，或许也有提前以较小代价，重新扭转的机会。
凯拉提也从刚才的震撼中醒来，他露出了坚定的神色，说道:“选择所谓苏联特色的经济改革，本身有教育民众的考虑。
他们经过了资本主义带来美好幻觉的破灭，才能重新想起社会主义的好。
苏联的形势，即使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是冒险。
我会与星火会的同志，对安民所说的这一切弊端和严酷的可能后果，进行深入的研究，准备好必须要准备的。
最后惨烈的斗争，或许还是会到来。
1994年，在经过了几年"喘息"而逐渐稳定下来的苏联，声势浩大的苏联特色社会主义改革，拉开了帷幕，或许这就是魔幻现实主义。
第469章 帕累托改进与全民投资
在送走纳扎尔巴耶夫和凯拉提的机场上，看着飞K机起飞消失在远方。
李慕青忽然询问赵安民:“你看好苏联的改革吗?赵安民苦笑了一下，然后神色又转变为冷酷:“至少能够保证苏联的东部，变得中国式社会主义化吧。
改革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会降低苏联的主体民族，即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全体向钱看嘛，这有利于我们在苏联东部的布局和发展，并实现深入到不可动摇的利益捆绑。
“至于西部的改革，完全没有把握，或许会有局部的成功吧?苏联改革的另一个桎梏，其实是少数民族独立的浪潮，会变得难以遏制，改革需要赎买利益集团，而少数民族上层，会形成一个又一个新的利益集团，苏联是没有足够的财政和力量，收买那么多那么贪婪的利益集团的。
内部的冲突，总是会有，甚至会激化的。”
“所有顺利的改革，都要实现西方经济学所谓的帕累托改进，改革是搞体制机制的变化，随着体制机制的变化，所有人的利益，都能得到增进。
起码要保障，没有人的利益收到损害。
所以才讲，不要先谈分蛋糕，只要蛋糕做大了，让不管怎么分，每个人都能分到比原来更大的块。
例如改革中，所谓不动存量动增量，尽量在创新和增量上做文章，无非是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所有人不受损的情况下，自然改革的阻力最小。
“但帕累托改进有两个问题，其一是现实中的改革，是比较容易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的，例如我国原时空东北的下岗工人们，要说他们也得到了帕累托改进，基本上就是无耻了。
说白了，改革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上层，能够压制住没有帕累托改进的那部分利益受损的人，在苏联的经济改革中，恐怕受损者不是一小部分。
“其二是我认为，帕累托改进，也有效应逐渐衰竭的边际效应。
每月收入从500增加到1000的时候，人的满足感会很强烈。
但收入从10000增加到10500的时候，新增的500几乎不会有感觉，甚至会引起抱怨，认为收入增加得太少了。
“改革走到最后，就是如此。
在原来的框架内，能改的越来越少，效果越来越差。
即使收入多了，获得感却实打实地下降了。
要使民众获得增多的时候，获得感也增多，恐怕就要动一些人的蛋糕。
分配机制变了，想要避免革命，那可就困难了。
这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化最大的弱点之一嘛，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尽量避免去触动分配机制呢?避免去得罪资产阶级呢?可是当极少数人，占据了社会极大多数的财富之后，除了革命，还有第二种解决方法吗?我是不相信的。
“我是认为改革的终点，如果还要向前进，就必须是从改革转变为革命。
所谓改革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过是另一种认输罢了，体制或许就从这一天开始，反而开始腐朽。
’李慕青叹息了一声:“还是先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吧。
我们的中国式社会主义越成功，才能越成为苏联人民的灯塔，而不是让美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成为他们永远的灯塔。
李慕青签署了财政部的特别预算，她有点高兴，这个文件是动脑筋了。
文件是关于内河运输的超级工程，本身的内容也不算出奇，主要是针对一些具备通航能力的河流，尤其是中部的一些内河，很多以前都没有像样的内河港务设施。
所以搞一搞枢纽投资,河道建，干渠建设，还有运河建设，虽然每个项目的规模都不大，但加在一起，可实在不小，大约接近上万亿人民币的项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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