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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使徒1958 完本 蓝烬 - 第 446 页

  本杰明心满意足地啜饮了一口咖啡,他对于这家咖啡馆的咖啡口味,一向很满意。

  他对于犹太民族其实是很绝望的,因为这个民族中,总有一些人的作为,会导致犹太人总是被排挤,他们喜欢见风使舵、背后捅刀,到处掺和惹事,他们利用财力人力,将自己宣传为弱者,实际上一旦获得控制权,他们会比任何种族主义者更种族主义。

  这样的民族,如何拥有未来?“我们需要做出一些切割的行动,向中国人证明,以色列与那些美国犹太人控制的生化财团无关!”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在摩萨德的秘密会议上,言辞冰冷地说道。

  政府与摩萨德的关键高层,在这一次会议上争论很激烈,主要是以色列的切割,会造成美国人对以色列“背叛的愤怒,以色列如果不为美国背黑锅,那么以色列对于美国的价值何在?此时并没有政府职位,不过代表利库德集团出席的沙龙,却低低地笑了起来:“无论我们切割还是不切割,中国人会为了以色列和犹太人,放弃与阿拉伯人的友谊吗?中国不像美国,美国有着几百万犹太人,总归还是有很多的共同利益。

  中国人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我们不可能依靠美国人支持,却又能不得罪中国人的。

  沙龙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

  唯一达成了的共识是:以色列不能去讨好中国,但以色列和犹太人,也需要尽量“不做出头鸟”,让中国对美国人的愤怒,首先就集中到犹太人身上。

  以色列拜托了几个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他们与美国CDC等犹太财团说得上话,想要劝说他们低调。

  但没有人看好这样的劝说,谁都知道,这种准生化战争”,-定有这些财团巨大的收益,如果能够被劝说收手,那他们就不会是犹太人了。

  1994年本来算是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关系缓和的一年,5月巴以在开罗,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关于在加沙和杰里科实行有限自治的协议,巴民族权力机构法塔赫得以成立。

  同年的7月,巴解组织首领阿拉法特,结束了27年的流亡生活,返回加沙。

  根据巴以达成的协议,巴在加沙、杰里科等地,实行有限自治,巴勒斯坦由此逐渐收回并控制着,包括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约2500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现时空,表面上看去一切遵循着原时空的历史轨迹。

  但真正出现了变化的是巴勒斯坦中的激进派,即占据加沙的哈马斯。

  哈马斯没有同意法塔赫同意的与以坚持武装斗争。

  但以色列还是有点放心的,因为这一段时间哈马斯表现得很安静。

  没有人知道,其主力武装,5600人的卡桑旅,正在伊朗(其实是中国入城市游击战专家的训练下,经历着脱胎换骨。

  大量的城市游击战武器,例如火箭炮、火箭筒、无后坐力炮,肩扛式导弹...都开始加速流入了加沙城,变成了卡桑旅的武装,弹药正在加沙地下的一些仓库中集聚,哈马斯默默地积蓄着可以重创以色列的力量。

  中美为了生化武器而决战的时间还没有到。

  现在的战略,——方面是生化威慑,建设大量的生化战实验室,让美国确信,中国同样拥有苏联一般的,足以重创美国的生化战能力。

  另一方面,则是重点在研发HHV-6A疫苗在内的多种基础瘟疫疫苗。

  中国居民肉食消费以猪肉为主,中国是不可能减少猪肉消费的,更不用说杜绝猪肉消费。

  而HHV-6A病毒疫苗,是破解艾滋病、尼帕病毒、非典、新冠、人流感、禽流感等病毒的关键。

  现代养殖业下,猪和禽类的生长周期并不长,如果新疫苗研发出来,可以快速普及,那就可以有效阻断中间宿主猪的这个传播路径,拆掉埋在中国境内的生化雷管。

  中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总览国家的生化安全,在此基础上,提高国内生化防疫的水平,重点是医学防疫体系的发展。

  当然,强硬反击和精准打击的暴力手段,也在准备之中,这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也要选择美国政治上的一些关键时间节点发动。

  岁月静好的生活下,中美两国对垒的残酷暴烈,却在不断地加强。

 

第472章  第二次文化运动的筹备

 

  “这个老家伙还是跳了出来。

  “赵安民指了指,李慕青带给他看的“文化运动重点对象名单"中的茅某轼,笑着说了一句。

  现在是1994年的10月,去年再一次执行了7年一次的“反贪腐反官僚运动”,在运动中有不少工作组都反映,认为知识界有问题,有些还很有些名气的知识分子,公开为贪官污吏辩护,或者隐晦地发表文章和看法,认为运动劳民伤财,对经济和社会秩序造成很大冲击,让社会中一些喜欢闹事的人,抓住了机会,颇有一些清廉的官员,在运动中心理上受辱,即使最后组织证明了他们的清廉,造成的心理伤害,却是难以消除的云云,这样类似的言论,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而且确实影响运动一伴随三十多年顺利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群众的思想觉悟却并没有提高,而是觉得运动,打扰了他们的岁月静好,缺乏对运动本质和作用的正确认知。

  所以这些人的言论,还是有迷惑性的。

  例如茅某轼就是其中活跃的一个,实际上由于赵安民前世的印象一茅某轼的18亿亩耕地没必要,缺粮食可以从国际市场上买的谬论,大名鼎鼎,赵安民是印象很深的。

  因此赵安民一直安排对此人的监控,认定此人是重要的反动知识分子。

  虽然不知道此人,到底是不是传言中说的汪精卫的私生子“汪三公子”,但其人聪明劲是很强的,几次大运动,愣是没有找到此人反动的证据,让他顺利地混到了退休。

  但或许时年过60了,“倚老卖老、无惧生死”,他反而开始活跃了起来,去年运动中,他的言论就变得非常出格。

  公然地说:例如他发了篇为腐败分子辩护”的博客(媒体是不可能允许他发这样的文章的)t公然地说:”腐败分子固然可恨,但不能把错全归到他们头上。

  是因为在现有体制和经济环境下,官员手中的中的原。

  当初你为什么要让他拥有巨额财产?其实腐败分子之所以违法犯罪,是源于体制的自相矛盾性,这里有腐败分子自身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体制上的原因是这个个,这个在不平,也....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市场经济体制下,较少发生腐败,而在集权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并行的当今中国社会,为什么发生了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这是因为只有在集权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并行的条件下,官员的权力,才成为一种商品,而且是最紧俏最稀缺的商业资源。

  受利益的驱使,社会在市场商业经济活动中,就必须动用这些资源,这就由不得官员们自己了。

  官员们出售自己的权力,往往是一个被动的过程,而在市场商业经济活动中寻求权力并购买权力,是个受利益驱使的主动行为,官员们被社会推向风口浪尖,身不由己.....并不是官员主动出售权力,而是社会市场商业经济活动,急需权力而逼迫官员交员出权力。

  如果官员拒不交权,那么社会市场商业经济活动中,受利益驱使的力量,就会使出浑身解数,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手段,迫使官员就范交权。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那些落网的腐败官员,其实也是受害者...看到这样的文章,赵安民都要吐了出来,太恶心了,尼玛贪腐官员都变成了“受害者”,这是见鬼的什么逻辑?但还不止呢,这个茅某轼的歪理谬论,还延伸到了为汉奸鸣冤上:“从人民的角度看汉奸,和从国家的角度看,很可能是不同的,有时候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卖国求荣的汉奸当然不耻于人类,但是也可能有-些汉奸,并不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为了减轻人民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入对中国人的欺压的缓冲器。

  “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

  反过来看,有些英雄,拿几十万人民的性命做抵押,坚决不投降,只是为了报效皇帝老子。

  从人民利益的立场看,这些人不值得效法。

  用这样的眼光看问题,几千年的历史,就要改写。

  “尼玛,他自己代表了人民,汉奸代表了英雄了...这或者是人民被代表为贪官鸣冤,再为汉奸鸣冤,赵安民真的有点相信,那个汪三公子的传言了,他为汉奸鸣冤的文章,怎么看,都是在为汪精卫鸣冤啊。

  类似茅某轼这样的人并不孤立。

  有些人做得更加聪明,比如当年那个推崇精英主义的富丹大学国政系的林志军,要做的聪明得多,他公开批评茅某轼这样的公知,但你听听他的批评:他说他喜欢英国自由主义学宗,名叫以赛亚柏林之人,对公知的批评——专制社会最大的危机,不是无法诞生英明的统治者,恰恰是经常培养恶劣的反对者。

  中国公知,整体上就属于恶劣的反对者。

  公知本身就没有平等精神,也没有妥协合作意识,完全是你说一好,我就故意说好,你说二好,我就偏说一好,只要能给你拆台就行,这就是恶劣的反对者的特征。

  听上去他的批评,蛮像那么回事,但你仔细一咀嚼,就不是那么回事,凭什么将新中国映射为“专制社会"?实际上恶意森森呀。

  像是林志军这样的知识分子,这些年诞生得不少,李慕青和赵安民这些同志都很清楚,这是避免不了的,即使新中国发展得比原时空顺利十倍,也是如此。

  因为这些人推崇的,并不是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成就,他们就是想要一个他们作为人上人的“精英主义社会”,对于新中国这种平民主义社会”,无论你有多少成就,他们也都是满怀憎恨的,因为妨碍了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嘛,看到普通人民的幸福和国家的进步,他们的憎恨反而会加强,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慕青安排了同志,进行数据分析,倒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发展情况:这类所谓"精英主义”的公知,多半以四五十岁,甚至是五六十岁的年龄段为主,在青年人中的比例比较低。

  分析认为:这种情况与新中国迅猛的发展有关。

  年龄大的这些公知,成长的岁月时,新中国的经济收入以及其它发展,与西方的差距很大,他们心目中有着深深的西方发达的精神烙印,这种慕洋犬的精神,发展到最后,就是否定新中国的一切成就,羡慕西方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富豪的地位财富。

  他们幻想在中国,以他们为主体,实现西方那种人上人的地位和财富。

  再有就是知识结构的浅薄。

  在他们成长的岁月里,中国还比较落后,知识结构不完整,其实这些人的水平并不高,当时是矮子里拔高个嘛。

  混了二三十年之后,如果不爱学习,那么其知识水准,早就被时代抛在后面了。

  所以从四五十岁开始,这些人发现自己在新中国的社会,不会有实现他们"理想人生”的一天后,抱怨和怨愤就开始增长。

  当他们发现,自己的抱怨和怨愤,不管是怎样的胡说八道,似乎社会上总有一些人,会与他们发生共鸣,自然就来劲了。

  尤其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论点,还是能忽悠人的。

  这让他们乐此不疲。

  其实为啥教授、高级知识分子里?有这么多的历史盲,科学盲,甚至常识盲?其实很简单,这帮人呢,年纪都挺大了,多年养尊处优,过去混饭吃太容易,已经丧失了拓展视野、学习新知识、提升自己知识结构的能力和意愿,某种意义上和看大门的半文盲老头子,没啥本质区别,他们的前半生,话语权和知识的解释权是强大的,即使反复运动,也不能完全避免他们的“霸权",但老了以后,尤其现在进入了互联网新时代了,却对时代的知识,已经无法垄断这个现实,茫然无知。

  有些人因此显得很可笑。

  金灿荣说过,公知就好像你老家村头的那个老大爷,每次你从他门门前过。

  他就会津津有味的告诉你——你五岁那年尿过炕,他这辈子就靠这个故事活着了。

  完全无视你已经大学毕业,是个工作了很多年的大人了。

  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靠挖别人的黑历史,甚至是自己创造所谓的“历史”,来显示自己思想的深刻。

  比如有个章二小姐,在国内的时候不敢胡说,因为有亲戚,她移民海外了,跑到西方去说:“共产党抗日,只消灭了851个日本人。

  "搞得西方媒体都觉得无趣,再也没有人去采访她。

  西方需要的是精明的有煽动力和蛊惑性的第五纵队,可如果是类似这样的傻逼言论,反而有极大的副作用——除了这个傻逼自己,最反共反华的人,都不会相信嘛。

  实际上,现时空由于美国对于新中国的渗透很有限,典型的第五纵队并不多,拿美国和西方的钱说话办事,要冒的风险太大了,所以公知中的大部分,还是自带干粮的败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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