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被叫做委托一代理问题。
我党的组织，同样要解决类似的委托一代理问题。”
“人民向党组织委托了权力，党组织组织了党员干部，也就是政权中的代理人，来行使权力，努力实现人民的目标——共同富裕、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法律公平等等。”
“但就像西方公司中的这些职业经理人一样，他们只是代理人，不是主人，凭什么尽心尽力？西方公司的手段，往往是高薪回报+第三方监理，即给予职业经理人组成的管理团队高薪福利，同时通过会计师、审计师团队，来进行阶段性的监察，避免这些职业经理人监守自盗，或者经营不当，如果他们发生问题，那就更换这个代理人团队。”
“这个代理人问题，在西方的政体上，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剥削食利阶层的统治，剥削是光明正大的，民众与之博弈的，无非是剥削的比例，例如老板提供的薪水福利，美国的劳工组织，领导罢工或者工人运动，都是为了争取承认剥削合法之下的剩余价值分配率。”
“但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一样了，理论上我们已经是人民当家作主，但不可能由占人口绝对多数的人民，来集体对每一件重要的事决策是吧？所以人民将权力委托给了党组织，委托一代理问题因此就客观存在。
资本主义社会当政者是为自己的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的博弈，那么我们呢？凭什么可以避免代理人可能的道德风险和贪污腐化？或者是不作为乱作为？”
主席的神色严峻，这确实是核心的问题，人民民主专政，说起来容易，现有的体制，真的保证了这种专政吗？保证得了“人民的江山永不变”吗？而且如果“人民的江山”不能带来人民生活的不断改善，那最终，哪有人还认为这是“人民的江山”
呢？自然不会珍惜。
赵安民安继续说道：“原时空我穿越前，有些激进的人，把演变到的体制，概括为民族官僚资本主义：民族的，是说大部分的资本，是上层建筑可以控制的，没有被美国等外国资本主义殖民控制；官僚是说统治国家的，是一个工业为主的官僚阶层，所谓的人民代理人，其实已经演变为一个官僚阶级；资本主义当然是说，一切经济都已经市场竞争了嘛，全部都货币化了，就算是国企，很多也不过是一帮家族而非一个家族的企业而已。
三部分组合起来，那就是民族+官僚+资本主义。
而这种未来，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毛李时空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其方法是：官僚人民化+官僚非资本化+科技化监管，其实这也没能彻底解决该问题，最终基本的彻底解决，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基本替代了政府和行政管理上超过99%的领域，不用人管理了，完全算法说话，最终才解决了。
这样的解决方式，前期的我们都没有条件，后期的自然更不可能了。”
“因为官僚人民化，是通过从流动民兵开始的流动官僚体制等实现的，层层的障碍，筛选出理想主义的革命者；官僚非资本化，是从头就明确了官僚没有发财的机会，其收入是治下人民收入的中位数，唯一能超越普通人民的，需要创造贡献值获得相应的服务回报，没有理想主义，那就早点绝了当官的心思，因为没有经济好处。
科技化监管则需要网络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都是现在不具备条件的。”
“我们现在的体制，很大程度上依靠信仰和思想政治工作，有用吗？某些时候很有用，尤其是战争时代。
但在和平年代，长期保持这样的奉献理想主义。
主席，一定只有少数人做得到，多数人不可能长期维持。
实际上，我们现在干部工作的积极性，已经有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他们超过普通人民的待遇和福利，是当官的优越性，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主席点起一颗烟，他的手不由得有点颤抖，这是平常他听不到的真话，赵安民用平静的语言，毫不遮掩地向他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他吸了一口烟，问赵安民：“那你认为的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呢？”他想让赵安民一起说完，他好进行系统的思考。
李慕青打断了他们的对话，对主席不满地说道：“主席，都说了你该戒烟了，你晚年的肺心病，以及供氧不足的症状，可都与你大量吸烟有关。”
主席无奈地掐掉了烟，说道：“好好好，今天不吸了。”
赵安民看了看主席，心想我得加快进度，不能耽误老人家的休息。
他说道：“第二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问题。
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家、战略家攻击我们最着力的地方，我们说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当家作主，但是多数人，往往意味着没有效率，三个和尚没水喝嘛。
由于绝大多数人利益平均化，否决了精英的出头，因此创新效率就低，而且为了解决多数人无法决策的问题，又回到了委托一代理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其管理层的“管家”性质严重，而正常来说，主人才敢于投入资源创新发展嘛，管家只管保证主人家的东西别被偷掉，对于发展往往是避重就轻，害怕担责任嘛，不是自己的东西，干嘛要扛那么大责任呢？”
“社会主义的效率哪里来？我个人认为，要分两个层面看，第一个层面即国家和政治层面的效率，由于民主集中制的实施，我们的效率远高于西方国家。
但是在第二个微观的企业层面，对于国企来说，效率问题不仅存在，而且很严重，是个必须解决的大问题。
这个问题，遵义特区现在是通过混合制为主的企业体制，试图在公有私有、在效率公平上，都达成一种最优化的妥协，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不损失过多的效率，这种中庸式的试点，能不能最终成功，或者部分成功，需要实践的检验，但在这个领域，我个人相对比较乐观，遵义特区目前的进展情况也比较好，一些混合制方向的国企，开始蓬勃发展。”
“两个问题中，代理问题显然是根本性的问题，是战略性的；而效率问题是管理改良和规则建设的问题，是战术性的。
代理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效率问题。
所以，代理问题解决的难度，也远超效率问题。”
“代理与效率问题的叠加，在苏联体制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这确实是被西方发现的苏联体制的大毛病。
而苏联体制，目前根本不能改善这两大问题，相反，反而在不断地任其发展，我在与布热津斯基以及基辛格会谈的时候，他们都谈到了苏联这方面的大问题，也因此对美国体制最终战胜苏联体制有信心——因为他们相信，苏联如此发展，会变得更加地僵化与缺乏效率，产品毫无竞争力，而其领导层，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日益地转变为官僚贵族阶层。
这样的体制，当然还不如美国那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物竞天择嘛，例如他们的企业，那可是养蛊养出来的杀手，其竞争力，哪里是苏联能比的呢？我国如果没有对策，当然也是一样的没有竞争力。”
“这是最显著的两个大问题，其实还有其它的大问题，例如平等问题，人民之间不平等，显然人民之间就会分裂。
我们过去的对策，是倾向于经济上的平均化，让大伙儿工资都差不多，但其实这样没有用，你看干部体系中，就用级别的待遇差别，替代了有限的薪资差别。
强行平均化，没有限制住干部，反而限制住了私人，让私人完全没了他们的“出头天”，这只能长期积累怨气，因为一个社会必须能有通过个人努力上升的通道，如果这种通道，只剩下了当干部这一条，那这个社，会岂不是就变成官本位了吗？这样的社会能发展得好？根本不可能嘛。”
“从毛李时空和原时空的经验看，堵不如疏，要放开让民众发展，用制度、管理、监察、调研等一套系统来实现控制，压制和限制剥削的程度，然后通过转移支付，来实现对底层人民的“被剥削补偿”。”
“转移支付是非常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重要的调节手段。
既包括从富裕地区向贫苦地区的转移支付，又包括从富裕阶层向相对较贫阶层的转移支付，富裕地区和小富人多纳税多缴费，贫苦地区和底层人民少交税并获得转移支付补贴，这才是正道，而且这样做，才能使得贫困地区和底层人民，拥有足够的消费力，也才能规避资本主义总需求永远不足的毛病，为中国的企业，创造最大的国内市场。”
赵安民说完，房间内一时间陷入了沉默，主席没有说话，李慕青看了看，也没有说话。
大家都感到了压力，其实国家的问题，堆积如山，包括重大的问题，今天谈到了代理、效率和公平（平等）三个，没谈到的还多着呢。
主席沉思了一会，不能吸烟，他就用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子，过了好一会，他才开口说道：“今天讲的，还是与下午一样，写成一份文件给我……喔，不能这样，李慕青，你来整理，还是像上次一样，写成会谈录，署你和我的名，这份文件，是要给高层领导们看的，让他们能够对此思考和琢磨，不能光是左倾右倾，要解决，或者至少是改善改良这样关键的问题嘛。
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是要不但地改善或者解决这样的关键问题。”
李慕青不由得内心有点吐槽，又要替儿子背锅了，这篇会谈录一发，肯定又是满城风雨嘛，而且这一次更狠，谈得都是“根”上的问题，简直是敏感无比，把现有社会主义的弊端，说得那么狠，很多人恐怕胆子都要被吓破了吧？看完腿不抖的干部，多半都是没有用心读的干部。
以后那些高干和大姐们，看到自己，不知道是个什么感觉呢？肯定是：这个女子就是个傻大胆、疯婆子吧？肯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敬而远之吧？
不过不管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呢？革命者无惧无畏，如果居然害怕自己的言论，那算什么玩意呢？
第54章 和煤炭杠上了的贵州特区
主席夫人拍了拍胸口，这篇文章太刺激了——论点犀利无比，看得她胆战心惊，心想这还不犯政治错误啊？李慕青这个小妹子，胆子太大了吧？
但她转念一想，这会是李慕青与主席的对话？她内心马上判断，这是骗鬼呢，肯定是小安民带回来的，慕青最近忙着经调局的工作，哪里可能与主席进行这样的理论探讨？安民从美国回来，这恐怕就是他带来的美共高层的文件，反应了他们最新的思想，而主席觉得有意义，因此让慕青以会谈录的形式发表了。
难怪那天小安民明明疲倦了，也要等到晚上向主席汇报，难道不是书面文件，而是他硬生生地记下来的？不应该啊，主席夫人隐隐觉得有不合理的地方。
她摇了摇头，心想这篇文章，现在可是搞得满城风雨，是件很有趣的事情，观察这样的政治事件的发展，总是让她感到刺激。
这篇文章，果然是如同风暴一样，首先席卷了北京城，谈不上无数的人，因为目前只限于高干之间的传阅，暂时不许扩散，但在高级干部中的影响，也堪称是十二级的地震。
尤其因为这篇会谈录，谈到的三大问题，其实是这个时代的干部群体，很少思考的内容。
高干们的反应，自然是各种各样的。
有些人突然发现，文章所指的弊端客观存在，而其发展的趋势不妙，认为确实应该进行调整改良；有些人义愤填膺，认为这个李慕青，分明是对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不满，主席太纵容她了，这样的反革命，应该抓起来枪毙；有些人觉得言过其实，苏联这样伟大的国家，哪有那么多的弊端？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攻击，自然是要寻找各种理由，放大苏联的缺点嘛；有些人则认为社会主义走不走得通，确实有些问题，资本主义宪政是不是一个替代呢？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资本主义革命）革命的阶段，结束得过早了吧？
更多的高干，陷入了思考中，不敢轻易地下结论，他们要用自己的工作实践，来观察文章中指出的问题。
不管京城的风风雨雨，对于老妈造成的困扰，赵安民已经抵达了贵阳，对，不再是遵义了，赵伯陵已经出任贵州特区的一把手，担任贵州省的省委书记，兼任贵州特区管委会主任，级别已经是正部。
他现在是全国有名的“火箭干部”，建国后从来没有人晋升如此之快（原时空只有文革的时候，才有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人认为他炙手可热，不过嘛，“看他起高楼，看他楼塌了”这样“冷眼旁观”心态的干部，可是为数不少。
老妈不再，父子两只能是在机关食堂解决吃饭问题。
赵伯陵对儿子的“接风宴”也不过是多加了两个菜——基本都没肉，让赵安民拍了拍自己的小肚皮，回国了就要受累了，或许在遵义要好得多，那里通过1年多的努力已经缓过劲来了。
父子两人回到赵伯陵的“官邸”的时候，赵伯陵就迫不及待地对赵安民说起了他的工作布局。
贵州一省的规模，自然要比遵义一个市大了很多，面积17.6万平方公里，是遵义约6倍；此时人口1750万，是遵义的7倍。
所以相对于过去的遵义特区，贵州特区相当于把特区范围放大了6~7倍。
17.6万平方公里，面积已经很大了，相当于近5个台湾那么大嘛。
不过在当下，很明显，全省只能是农业普遍布局，而工业就只有集中布置在“一路一块”，“一路”是贵阳-遵义延伸到四川的重庆市的走廊，依托新建成的终点在北海和茂名的“遵北公路”，沿着公路两边布局工业；“一块”就是黔西南地域，包括贵阳、安顺、六盘水、毕节4个城市构成的一个片区。
贵州大部分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最重要的煤炭资源，大部分位于“一块”，小部分位于遵义，工业因此而布局，是非常自然的。
贵州的煤炭，在原时空远景储量超过2400亿吨，探明的储量大约是530亿吨左右，从探明并易于开采的角度，最重要的就是三大煤田：六盘水139亿吨，织金-纳雍154亿吨，遵义53亿吨。
这3大煤田储量极为充足，让贵州工业发展100年也不会缺煤。
六盘水和织金-纳雍两大煤田都位于“一块”，在“一路”的遵北公路大部分完成（剩余遵义到重庆公路1961年上半年完成）的情况下，1961年的重点交通工程，就是提升“一块”这个平行四边形地域的交通条件，同样必须达到二级公路的标准，基本上就是6条公路，贵阳、安顺、六盘水、毕节作为平行四边形的4个点，两两联通4条线再加上2条对角线，对角线连接的时候正好会通过织金县和纳雍县，将贵州最大的煤田串联起来。
这6条公路合在一起的长度，大约是1500公司，与“遵北公路”差不多，所以投资规模也差不多。
6条公路完成二级改造，工业的布局其实与“一路”一样，都是在二级公路两边布局，所以“一路一块”，基本上是通过二级公路网解决了这个时代的工业物流和交通问题，当然还需要一些辅助，齿轨列车也会通达“一路一块”的所有物流和资源节点。
还是那个套路：大宗物资走齿轨，经济交通靠公路，至于铁路，现在现只能是局部应用，要变成物流的脊梁，那至少还要等10年左右。
交通和工业布局明晰了，贵州的城市布局也就清晰了，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毕节这5个“一路一块”的核心城市，加上最落后的少数民族区域黔东南一个，总共6个核心城市，套用300万人一个的毛李时空标准市的话，6个城市1800万人口，正好套得下目前的17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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