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按照劳动部对2020年农业相关人口的测算，预计农业生产人口2000万，农业服务人口5000万，总计劳动力7000万，大约相当于届时16亿多人口、11亿劳动力的不到6.5%，其实从农业相关就业人口比例来说，中国会是美国的三分之二，广义的农业人口比例，会比美国还低。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业走向完全的专业化、职业化必不可免，全国的态势都很明显，农业生产主体的公社(农业镇)，主要的人口来源，已经变成了两种:第一是全国各级院校与农业相关的专业的毕亚生，他们构成了公社职业技术人员的主要来源;第二则是青年农役中愿意留下的人口，总有些人喜欢小镇生活的，何况随着随农业人口的迅速减少，公社(镇)的人均收入，超越城市普通人的收入，是一个大趋势。
职业和专业农业人口流向公社的反面，是过去的农村人口大量地流向城市，这是很自然的，终究是喜欢城市生活的人是多数，在城市呆久了，或许会有“压力好大回乡算了”以及“好挤好乱太热闹"的想法，可真要让他回到公社过个几个月，或许又会是“好山好水好寂寞"的感觉了，终究大多数人，会被城市“异化”的。
_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如果务农的父母逝去，基本上子女，就完全变成了城市人口了。
潘家其实就处于这种情况的前期——潘丽丹是家中的长姐，是第一个工作的，而还在读书的弟妹，绝大多数的可能，也是“进城”，这就是今天农村公社人口流动的大趋势。
而且不仅是公社人口流向城市，其实还有另一个大趋势，就是小城市的人口增量，几乎也都是流向大城市，终究大城市有着更丰富的就业类型、更丰富的消费形态、更好的教育和医疗资源等等，社会主义也不可能改变这种人类社会的“天道"。
绥阳县现在就是如此，包括公社在内50万人口这个规模，已经保持了近10年了——其实道理也很简单，县域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体系、县域商贸体系、农业生产和服务体系，能够维持30万左右的就业人口规模，再大就不行了。
于是新增人口就流向遵义，或者是贵阳乃至省外的大城市。
在人口工作上，现在县域以及之下的各级政府的目标，就是保证总人口指标不增不减。
于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加上政府的引导，现况就是:贵州的五个大城市，即贵阳、遵义、安顺、六盘水和铜仁，人口迅速增长，从经济上这也不是坏事,贵州将城市发展的资源，重点倾斜在这五个大城市上，尤其是先进工业和科技业。
其余城市，主要就依靠“国家花园旅游省"来带动了。
现时空贵州的人口，不止一次地大迁徙，因为有些山区，实在是不可能发展什么像样的经济体系，真正合适的发展方法，就是将人口迁移出去。
所以此时的全省人口规模，大约是2800万左右,除了贵阳作为省府，人口最多达到了600万外，遵义的人口规模，大约有450万左右，也算是很不小了，从黔北地域来说，千军万马入遵义，是一种新时代的现实。
潘丽丹的工作，也是在遵义。
她作为女生，又要考虑未来照顾年迈的父母，所以没有考虑过“诗和远方”，她的男朋友也是绥阳人，工作也在遵义。
所以顺理成章地，找工作的方向就是在遵义。
不过最近考虑结婚的潘丽丹，与她的男朋友协商后，共同做出了决定，安家在绥阳，而不是遵义，其实这已经成为很多绥阳青年共同的新选择，因为遵义到绥阳的轻轨已经开通1年多了，还是那种时速140到150公里的低速磁悬浮轻轨，遵义到绥阳的距离，不过是40到50公里，所以即使有着中途好几个站点停靠的耽搁，单程的时间，也可以控制在45分钟之内。
潘丽丹觉得，,这样就可以保持对父母的照顾——即使他们此时并不需要她的照顾，但至少周末就可以与父母亲人便利地相聚，而且绥阳要清净不少，熟悉的环境，让她有一种生活的踏实感。
遵绥轻轨的开通，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因为全国都在进行类似的“县域轻轨建设工程"。
即从中心城市，建设通达各个县域的轻轨体系，一方面是拉动县域经济，另一方面也包含有避免人口，过度集中于中心城市的用意。
这样的大建设，与中国交通干线体系的完成有关，在2006年左右，其实中国的交通干线体系，就基本上完成了，超过60万公里的铁路(包括大约18万轻轨)，以及1000多万公里的公路(包括大约50万公里的高速)，构成了中国的陆地交通干线。
所以大量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就被“腾"了出来，除了一些固有的方向，例如中心城市的地铁、轻轨，海外交通建设，地下中国建设以外，一个新的大方向，就是"县域轻轨体系"建设。
国家并不想让强天的交通基建能力，由此过于萎缩,何况也会严重影响就业。
遵绥轻轨，就是新时代这个战略的一些初步成果。
当然，潘丽丹这些本地人，都认为遵绥轻轨，之所以这么早就上马并开通，与前总书记赵伯陵与前政治局常委李慕青这对夫妇有关，他们与遵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退休后几乎每年，都要来遵义住一段时间。
当然，这都是民间的猜想。
工作在遵义，就要面临工作的选择,她的母亲唠唠叨叨，就是因为她觉得潘丽丹的选择，不符合她的设想。
对于她母亲来说:最好是进国企，进不了国企，也最好是进遵义的大企业，工作稳定嘛，父母无非是对儿女这点期待。
而且她觉得潘丽丹好歹是大学毕业生，相关的职位，还是可以争取的。
不过潘丽丹不这么想，她对自己的选择，现在是很满意的。
她是一名“外卖运营师”，这是个新兴的职业。
她被聘的公司，是一家以外卖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策划服务公司。
她每天的主要日常工作，就是背着电脑，穿梭在各个餐饮商户之间，现在她手上管理的店铺，已经达到100多家。
大到页面、菜单、定价，小到餐具、包装，只要商家有疑惑，她就要给出建议或方案——很多小店，自己是不太会运用数字化的工具去运营的。
她觉得，这个工作很有创意性，虽然比较辛苦，每天开着锂电池的电动车穿梭大街小巷,有时候更是风里来雨里去。
但是每一个具体店铺的服务，都是不一样的，。
这种工作内容上的多变性，让她很喜欢，她是最讨厌一成不变的工作的，感觉自己会像一个机器人。
相反，现在的工作，她觉得每天都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所学知识，这种工作的满足感，或许就是她对现在工作满意的地方。
而且她觉得，现在的这个工作，对于她处理社会上各种关系的能力，或者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能力，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训练和经验，说不定未来可以因此而创业呢?她可是逐渐熟悉了外卖行业的各种诀窍，逐渐能够看得出，哪些外卖产品可能是受大家欢迎的，能够实现很好的销售，并且在积累各种营销的小手段、小技巧，这些对于未来都很有帮助吧?她的男朋友小郭，从事的也是-种新职业”民宿管家”，说白了,就是与不同的公社或者公社内部的机构签约，甚至与农民直接签约，将他们提供的房源，协商进行一些改造后，在网上组织提供各地来遵义旅游的民宿，集中各种不同的民宿资源，提供旅游消费者多样化的选择。
小郭的职位，自然也不是民宿中介，收取服务费的提成那么简单，而是要提供各种深入的服务，例如民宿改造的咨询和设计，例如配套提供旅游者在遵义的旅游线路安排，民间风情体验等等，设置包括菜品的设置，总不能家家都是羊肉粉、糟辣鱼、乌江鱼这些，每家民宿，总要稍微有些自己的特色。
而且还要根据时节和节庆的不同，进行特色性的安排，例如暑假了，会迎来很多的带着孩子暑假游的游客，他们的需求，自然必须有学生的特色。
再比如，遵义一直有不少的红色旅游，尤其是各地退休人员，那么针对老年人，也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
小郭目前工作的重点，就是在开发企业年会或者高管会议的民宿市场——遵义因为特殊的革命历史，对于不少公司，很有吸引力——从遵义革命开始，主席确定了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就走向了相对顺利的阶段，革命力量不断壮大和发展，最终迎来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公司年会或者高管会议，来到遵义举行，自然就是寻求这种隐约的自我暗示一我们的企业，也会从此走向光明的未来，不断发展壮大，最终获得伟大的胜利。
就像是不少公司上井冈山开会一样，都是为了一种“好兆头”，从企业文化层面进行激励。
所以潘丽丹与小郭的工作，都是近年才兴起的新兴职业，这样的职位，在遵义这个地域，自然也只有中心城市即遵义市区才能提供，在绥阳搞是不行的，客户规模不够，企业就无法做大甚至生存，市场规模限制了很多新业态的发展。
这就是大城市的优势，越大的城市，由于密集居住的巨量人口，就能催生出各种不同的新职业，增加就业的需求。
这些新就业，几乎都属于服务业的范畴，而服务业是高度依赖于城市人口的，现在绥阳县的外卖，就是要比遵义贵，这就没有办法，因为绥阳的快递员，其规模效应是很有限的，只有那么多人口嘛，在遵义送一栋大楼的快递，或许一次性，就能有十多单，甚至更多，而绥阳县，搞不好只有一单。
其它的服务业也是一样，人口规模效应，决定了这些行业的存续和发展。
县域轻轨系统的开发建设，其实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作机会或许只能是在大城市中增加和发展，但不要把人口都逼到了大城市，以至于本来的“面居住”，变成了完全的“点”居住，县域因此而衰败，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有很大的负面作用。
县域轻轨系统，还有不说明的军事功能——增加大城市的人口疏散能力，在形势紧张的时候，不仅仅是通过地下管廊高铁疏散，而必须综合利用各种交通手段，轻轨体系就是-种很好的补充-先将大城市的部分人口疏散到县域的中途各站点，中国有县城3000多个，全域轻轨系统，会有3万多个站点，美国的核打击，不可能覆盖如此广域。
2011年，整个中国社会，从城市到农村，都在进入了一个看似和缓、其实激烈的转变时代。
科技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转变，产业格局进入了新的时代，诸多的因素，都在推动着这种转变的过程，或许再过十年左右，人们回首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阶段，中国社会改变了多少。
第694章 消费主义的大冲击
东德留学生克劳德，走进了中国政治大学的一间教室，可以发现，坐在座位上的学员，全部是国际留学生，这是政治大学专门的一个留学生班。
这些年，从全球各地来到中国学习中国式政治理论的留学生，开始越来越多。
他在座位上坐下，边上来自委内瑞拉的留学生冈萨雷斯，礼貌地向他问好，两人是相处不错的朋友。
离开上课的时间，还有几分钟。
看到克劳德有点心不在焉还在深思的样子，冈萨雷斯询问克劳德:“还在想什么呢?女朋友吗?克劳德笑了起来:“哪里哟，我在思考严肃的课题。
冈萨雷斯继续询问:“那是什么课题?克拉德回答:“消费主义。
我来到中国后，肉眼可见，中国消费主义的兴盛，绝不次于西德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过去我一向觉得，社会主义与消费主义，在本质上是有所冲突的，我读过上世纪60年代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于消费主义的一些论述，他们普遍认为:消费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构成部分。
数量与种类不断扩大的大众化物质与文化商品消费，归根结底，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需要，尤其是资本增殖的追求的，或者说，大众消费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或资本增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消费领域重要性的凸显，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层面的过度强调，又在有意无意之中，淡化了对于消费背后的主导性生产方式，或者对资本统治关系的关注与思考。
“说白了，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强的“奶头乐”，一方面为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另一方面则可以麻醉民众。
但我在中国所见，中国对于消费主义的管控，应该是相当放松的。
我当然可以理解，从中国的角度看，消费旺盛才能拉动经济的发展，而强大的经济，才能发展出强大的国力，为战胜资本主义，奠定物质的基础。
但是眼见中国的消费现实情况，与资本主义别无二致，真的还是让我费解。
中国的消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有区别吗?克劳德的疑问，吸引了周边的不少同学，让他们陷入了思考。
这个疑问让他们也感到疑惑。
这些各国的“预备革命家”，本能的认知，是消费主义是满足人类庸俗的欲望，拉低革命的精神和斗志的，那么中国为什么会这样做呢?他们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
唐志辉教授走进了教授，看到同学们讨论的情况有点诧异，在了解他们讨论的内容后，他干脆说道:“今天就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消费主义。
我的看法也仅供参考。”
“从中国学界的角度，消费主义是利己主义的一种表现，就像是利己主义不可能被消灭一样，消费主义也不可能被消灭，即使没有消费的能力，也会有消费的欲望。
从这个意义上看，消费主义与利己主义一样，是一种必要之恶，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可能消灭它。
“为什么呢?因为消费主义的发展，并不是资本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体制所导致的，而是人类工业化的产物——人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后，思想解放，以及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后，人在无法适应突如其来的巨大自由的背景下，那种找不到方向和行为模式的空虚、孤独感，催生了强烈的消费主义。”
“或许除了生活必需品，每一种其它的消费，都是多种情绪元素下的产物。
一张演唱会的门票消费，就可能包括偶像崇拜、自我认同、自我逃避、社交需求等情绪要素。
而更多的商品，则超越了单纯的情感价值，比如各位都拥有的手机，或许还包含社会规范、技术权威、数据归集、数据监控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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