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嘛，先做好各方面的科技和产业准备。”
赵安民点头同意，无论如何，整个贵州省，包括全国，情况都在迅速地好转。
1961年本来是灾害最重的一年，但现在看起来，旱灾在各方面都得到了一定的制约，压力相对减轻了。
他感慨地对赵伯陵说：“连续三年买粮，这是最后一年了，近百亿美元的投入哟，终于要渡过这个大难关了。”
赵伯陵默默地点头，谁说不是呢？他内心感到非常惋惜，近百亿美元的粮食进口呀，要是省下来投入工业发展……但是人命关天，也没什么好可惜的，有人在，就有希望。
3年近1亿吨的粮食进口，不仅是保住了知道上千万人命的生命，而且也保住了新中国这些年发展起来的基础工业的规模。
例如钢材，预计1961年能够保持在2000万吨的产能，而不是历史上由于大灾而缩减到的870万吨。
这样的差别，堪称填补了6~7年的“内虚”。
第70章 大灾末尾与西南特区
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程风平静的声音，回荡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会场，这是1962年1月的一天。
“1961年的钢产量，稳定突破了2000万吨。
粮食产量达到1.67亿吨，这是应急灌溉水利工程、大量使用化肥、……等措施的综合成果。
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和投资，在1961年大旱受灾面积高达5.7亿亩的前提下，粮食产量很可能跌破1.45亿吨，也就是说，通过这些措施，我们抢了2000多万吨的粮食产量回来……，加上美共从海外连续第3年采购了3000多万吨粮食，使得1961年我们总计可使用的粮食超过了2亿吨……”
热烈的掌声响起，包括主席也热烈地鼓掌。
大家都知道，这个结果太不容易了，正因为有了这些粮食，国民经济的企图部分才不受影响，经济保持了正常的发展。
主席知道，原时空工业经济的恢复，有些是非常耗时间的，新中国钢产量稳定地突破2000万吨，在原时空是在1971年才达成的，相比现在，整整晚了10年。
“.…..煤炭产量突破了4亿吨，发电量800亿度，棉花产量150万吨，油料产量突破了400万吨，原油产量约800万吨……”
主席内心迅速地判断，1961年达到的经济水平，基本上是“悬住”了在1957和1958年达到的最高水平，但那个时候是虚的，例如钢材量，根本不可持续。
但经过从1959年这3年的夯实，现在各项指标上，都已经大大超过了过去的最高水平，如果按照赵安民提供的“历史”，基本上国民经济的规模，大致已经相当于原时空到了六十年代后期的水平。
程风高度赞誉美共的支持，认为他们不仅是支持了粮食，还有着三年来，对于多项工业领域关键科技、装备、材料、零部件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1960年苏联全面撤回专家团后，美共的技术支持，使得156项工业项目的建设完工，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影响，绝大多数项目已经在国民经济中开始挑大梁，成为中国工业的基础脊梁，更不要说美共对于遵义和贵州特区的大力支持了。
他认为美共这三年的支持，大大降低了我党面对困难的程度，尤其是粮食困难、财政困难与科技困难，美共的支持不仅规模大，而且针对了很多最关键的领域，现在单单在我国各方面的美共专家，就超过了5000人。
我党应该对美共这种高度国际主义的无私帮助，给予衷心地感谢！
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主席内心苦笑，心想要是没有小安民那个神奇的精神影响仪，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局面，哪里会从天而降一个毫无私心，并全心全意支持我党和我国的美共呢？不过主席早已决定，把穿越的事情“烂在自己的肚子里”，他觉得如果说出来，太不可控了，原时空的“历史”，让他不敢有那种绝对的信任。
虽然从中央到地方，非常多的同志对美共的存在是有疑惑的，但反正人和事情都是真实存在，就让他们疑惑着吧。
主席思考着，这场政治局扩大会议，是筹备已久的“七千人大会”的预备会议。
所谓的七千人大会，是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
计划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和省、地、县委四级主要负责人，还有部分大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总共七千多人。
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认识，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向全党介绍贵州特区的经验，但为了避免“过于冒头”，会议并没有安排赵伯陵做主题发言，而是从农业（人民公社）和工业（基本法+混合制国企）等分散的领域，开始向全国推介特区经验，主要是为了让各级领导能够有充分的思考和过渡性的经验。
老实说，最近一系列的会议，包括文件，主席都是在为“民本社会主义”在全国的推行做铺垫，两年多从遵义到贵州的实践下来，他认为完全可以提前铺垫一些了，让全党的思想，从七千人大会开始，计划经过1962年整一年的教育、熏陶、讨论和思考，能够从1963年开始全面转向，普遍性地推广民本社会主义思想和特区模式。
为此，特区的发展就要加速了，西南特区的建设发展，因此提前在这次会议上被主席提议了——1962年不能浪费，而且小安民的东南亚三国计划，需要有一个大的特区作为后盾，在战略上以及人财物的保障上，都更稳妥。
主席还考虑的一个方面，则是小安民在国内的感召同志运作，很是积累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干部，应该通过西南特区这个更大的平台，让他们早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更快更有效率地推动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主席亲自对西南特区的筹建做了说明：“.…..四川、贵州、广西、云南4省组成的西南特区，是全国战略工业大区，承担着全国工业备份的重任。
我国此前的工业部署，大部分在东北和东南沿海，搞156项目的时候，分了一部分到西北和西南，不过没有改变总的格局……随着美国对于越南不断增加侵略的投入，美帝国主义的海空军，对于我国沿海地带城市和工业的威胁，也日益深重，而苏联修正主义，未来是否会对我们的东北三省以及北方地区造成军事威胁，也是不能不让人担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未雨绸缪，西南特区就要承担起这个历史重任……”
“当然，西南特区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在遵义和贵州特区的基础上，总结2年多以来的累积的特区经验，进一步地在整个西南四省这样一个大区域，扩散经验……”
“西南特区的整个大工业布局，是所谓的3+1+6，差不多10个工业大项。
贵州的煤化工、四川的石油天然气化工、云南和广西的冶金和合金产业，依托资源首先发展3大基础工业体系。
以四川为主发展的电子科技产业，是最独最特的那个1，也是我国发展军民融合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第一次尝试。”
“在3+1的基础上，发展另外6个工业大类，包括化学纤维制造、医药制造、仪器仪表、橡胶和塑料制品、电器机械和器材、金属制品和机械这6大类，这些大产业不仅与3大基础工业体系密切相关，有着发展的连续性和扩展性，而且可以得到美共的重点科技支持，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步追赶西方的先进程度。”
“西南特区的10大工业大类，可以说在为全国其它地方打样。
每个大区域，能够发展十来个工业大类，全世界也只有41个工业大类，我们西南、西北、东北、东南有机组合，那就可以覆盖全世界的产业种类嘛……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土地上也是一个大国，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全世界有的工业，中国都要有。
不但要有，还要统统发展得好。”
“.…..西南特区的农业发展，要注意除了川西平原地比较平坦以外，包括四川在内，4个省基本上都以山地为主，所以农业发展的重点，必然是各种山地农业，山区农田的开垦与维护，都比平原要花更多的力气……但是西南农业的潜力也很大，两个大优势嘛，第一有水资源，做好灌溉就不怕没水；第二气候好嘛，都是亚热带气候，有些地方能够一年两熟甚至三熟，在肥力许可的情况下，生产的潜力较大……”
“.…..西南特区的农村发展，按照遵义和贵阳特区的一贯方针，是以建设发展新人民公社为主，这个不会变化。
但由于地域广大，一下子覆盖全部农村，力有不逮，所以还是要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之下，初级合作社的集体主义力量，赵伯陵在贵州特区，搞了20户家庭作为一个单位的“标准初级合作社”，一个公社50~60个标准社，内部搞了一套合作生产和分红的模式，大家都可以好好研究一下，这是在新人民公社还欠缺物质条件下的，临时的过渡方法……”
“贵州特区已经在发展以服务业和次级加工业为主的私有经济，他们叫做民营经济体，我说不要避讳嘛，私有经济就是私有经济，说得好听点别人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作为马列主义者，包括我在内，党内高层的同志，对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认知，也是不断曲折螺旋深化的嘛。”
“今天我们认知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如此的复杂，单独的公有制难以覆盖全区国民经济的需要，难以满足全部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所以要用私有制来弥补现行公有制的不足，这是客观现实，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有利的补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不能承认的。”
“现在看来，多种所有制并存，恐怕是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包括初级、中级和高级社会主义阶段，都必不可免的需求。
真正消灭私有制，真的需要到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对我们来说，第一是公有制必须是主体，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性质；第二是不忌讳发展私有经济，甚至允许私有经济发展得很大，发展出巨型企业和国际品牌，都可以，我们用混合制，来管控资本家的剥削和剩余价值的分配嘛。
所以没得关系，老板们做得越好，社会主义得到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他们拿的是小头，国家得到的才是大头嘛。”
最后主席提名了西南特区的领导班子，赵伯陵已经提升得过快了，已经是副部级，短期升无可升。
所以这一次，他是担任西南特区管委会的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是第三把手，但他还是实际负责人，因为主席对第一、二把手是另有打算的。
“.…..赵伯陵不宜马上进一步提升，他都是副部了嘛……我提议，李福春担任西南特区一把手书记，邓志辉担任管委会主任、副书记，是第二把手。”
这两个提名，让政治局常委们大吃一惊，只有韶其没有意外——主席提前与他沟通过了。
吃惊的主要在于对邓志辉的人民，邓志辉可以说是新中国农村工作的奠基者，他是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前部长嘛。
1955年4月，主席主张在原有65万个农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增加到130万个；而邓志辉主张原计划不动，即在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半番，发展到100万个。
所以在当年10月，邓志辉“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不宜过快，要求不能过急”的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
而且这两年，在下乡调查后，邓志辉仍然坚持主张保留土地责任制、进行包产到户。
所以邓志辉算得上党内大名鼎鼎的“右倾”元老，而且脖子特别硬，真正强项的主，连主席都“不可夺其心志”嘛，虽然邓志辉与主席早年的关系极好，主席在红军时代落魄的时候，邓志辉算得上他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
因为反对王明路线，他甚至被博古留在了中央苏区。
所以主席要用这样一个“右倾元老”，究竟是如何打算呢？至于李福春，他是“旅欧派”中的一员，与总理、希圣等人的关系良好，这个任命并不意外。
尤其是，李富春现在是副总理，是参与财政和五年计划的副总理，并且是负责156项目的负责人，西南特区对接美共，有很多大工业方面的事务对接，李富春肯定是最合适的人选。
主席没有理睬众人的惊诧，而是继续说道：“他们两个人到设置在重庆的西南特区管委会，不是让他们去指手画脚的。
西南特区的事情，还是让赵伯陵为主来做，但赵伯陵的资历浅嘛，不一定压得住四川、云南、广西的领导嘛。
他们两个人就要协调解决这三个省的相关事情，帮赵伯陵撑腰嘛。
除此之外，两个人在西南特区主要是学习，搞清楚如何从民本社会主义的角度，来运营管理如此庞大的地域，例如未来的东北、华北、东南地域。
他们的任期，暂时只定下来2年，2年以后必须调任。”
这下子众人就都搞清楚了，有的人未免内心泛酸，心想那个赵伯陵真的是主席的“宠臣”呀，明明资历不够，主席也明确要求他的上司“退避三舍”，职小权大，一点都不耽误哈。
当然总理和希圣他们不会这样想——赵伯陵是民本社会主义特区模式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既然要推行这样的思想和模式，他当然是一个主角。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对两人任命的讨论，主席内心有一点欣喜。
对于邓志辉的任命只是一个试探，总结前世的经验教训，使用一些“孤臣”，是主席在现时空既定的原则，邓志辉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志辉在红军时代，就曾经担任中央苏区的财政部长，对于财政和经济管理非常熟悉，环顾党内，主席觉得除了程风，老革命中可能就要算邓志辉。
而且从解放开始邓志辉就负责国家农业工作，对于农村、农民、农业这三农问题熟悉的程度，更是全党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原先他的“右倾”问题，在穿越者到来之后对历史的反思背景下，自然就不算什么了。
主席对他非常了解，相信以他的个性，在对特区的新人民公社和标准合作社有了了解之后，能够在全国推广特区模式的，非邓志辉莫属，强项有强项的好处，在全国推广特区模式，打破各省地方政府的保守态度，还就需要邓志辉这样的“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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