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给他造成的压力和困扰可不小。
不过他也无可奈何，这是主席要求的，说是从1959到1962年那4年，确实有着不少的国内外工作要安排、布局和推动，赵安民也确实没有时间。
但到了1963年，正好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几年时间，主席的意思，就是让赵安民去读读书，从此时中国的大学，了解中国的知识分子、思想潮流和中国社会的一部分。
否则他的知识结构，都是原时空未来的，与这个时代还是有很多脱节，而且原时空的教育就代表先进吗？也未必见得。
所以在主席的“压迫”下，赵安民不得不“背起书包上学堂”，他本来的选择是人大的经济系，这是原时空他的老学校、老本行嘛，还可以把一些未来这个学术领域范畴的理论和观点，与此时的学校对接。
不过主席还是另外做主，要求他在人大经济系之外，再去邶大读哲学系，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对比西方和苏联的哲学，在主席看来，这是一个领导人必要的素质，是思想成熟和坚定的知识基础。
这样的赵安民，就不得不在两个学校之间“串联”，幸好为了“美共代理人”的安全顾虑，中央给他配了警卫和吉普车，这样让他能够不太耽误时间。
本来考虑过住校的他，在发现学校的环境也不单纯后，就死了这条心，每天忙忙碌碌地跑来跑去，在两边上课。
幸好两边的老师都知道他是个特殊的学生，相对而言，他只要跟得上学习进度就可以，无需严格地遵守上课的时间纪律。
要不然，很多其他的工作，他就难以安排了。
在他来邶大和人大上学之前，他自我感觉，除了自己年龄小是个特殊点以外，老师和同学们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所以只要自己低调点，那就可以“淹没在人堆里”，邶大和人大的风云人物，可多了去了嘛。
不过他入学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真的是太天真了。
尤其是在邶大，高干子弟云集，他入学的时候，还是正在邶大历史系读书的主席女儿李楠，亲自带着他，在校园内“晃荡”的，立即就被很多“有心人”盯上了。
他原来不知道，自家这“一家三口”，现在国内政治圈炙手可热的程度，他们是全国高干家庭闲谈中，永远的“热点”，如果现在中国有“热搜”的话，恐怕始终会喜提“政治热搜”的前三名排位。
他的父母赵伯陵和李慕青，短短几年的时间，从偏远省份的科级干部扶摇而上，现在双双都是部级的中央高干，负责的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尤其是赵伯陵，那可是全国干部心目中的“最热门人物”，西南特区的实际主事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被全国干部高度关注的人物。
就连他这个小娃娃，在北京当地受到的关注度，一点都不少。
那些高干家庭都知道，有个主席当成“亲孙子”一样对待的“政治神童”，只要李慕青带他去主席那里，总能混到主席家的晚宴或者是午饭，这是所有其它人物，不可能的待遇。
而且他还参与了一些政治局相关的会议，虽然内容高度保密，但这也使得他在地下组织部横行的北京人这里，变成了一个传奇和传说，各种荒谬不经的传闻很多。
尤其是他母亲李慕青，在全国其它地方的“名气不大”，可是在北京城，那可真的是大名鼎鼎，“万人景仰”仰，这也助长了他这个儿子的名气。
所以开始读书后，他就发现很多人试图来和他结交，而且一接触就知道“动机不纯”，他可不是穿越前那个四六不懂的书生了，穿越后这几年的历练，早就让他已经变了一个人，辨别人性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这样的事情多了，难免让他感觉很烦，所以除了上课，他是日益减少自己在校园出没的时间——他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兴奋的劲头，觉得自己有机会，体验一下六十年代初的中国顶级大学，也是挺好的一件事，但“乱入”的人多了，他这种感觉就淡了，不想把时间花在，应付一波又一波所谓各种圈子的高干子弟和学校社团，对于学校里一些此时的风云人物，他的感觉也不是很好，再牛逼，比得上感召同志们吗？
有些来自有些“老师”的关心，也是需要注意的，例如那个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子，可以说对他呵护备至，非常关心他在哲学系的学习和其它安排。
但知道她前世历史的赵安民可一点都没有受宠若惊，而是担心背后可能的政治投机。
这种原时空文革时的“干将”，多的并不是淳朴的革命激情，而是敏感的政治投机意识，所以他尽量地敬而远之。
通过李慕青掌控的经济调查局，赵安民发现，在现时空，由于主席知道了“历史”，原来的“王、关、戚”这样的文革关键人物，基本上都被调出了中央，派到地方工作，主席远离了这些人，应该是他也觉得这些人在现时空新形势下“缺乏价值”，而且这些人政治投机性很强，是主席本质上并不喜欢的投机分子。
三年困难时期顺利渡过，西南特区的探索如火如荼，全国尤其是北京积累的戾气就少了很多，而中央不再推动，政治风暴也就难以形成。
赵安民很喜欢现在主席所做的选择——喜欢跳得高的，就尽量调出中央到地方上去工作，见识真实困难的工作局面，能够在实际的地方工作中做出成绩，才能证明革命者的进取心与能力不是吗？
他有点犹豫，是不是下一次建议主席，把这个聂元子等几个邶大风云人物，也都调到地方上去。
不过他最后决定还是不要提，自己现在没有资格，在这种具体的人员问题上多嘴多舌。
他并不觉得这些人就是“恶”，后来对他们定位的“恶”，那也不过是文革倒霉者们翻身以后的“反杀”而已。
这种大的路线斗争，具体的个人，很难说是恶是善。
例如看看八九十年代一些翻过身来的人的所作所为，就会觉得王关戚这些人，在文革中对那些人打击得还不够。
最终的历史都不一定能盖棺论定，因为具体的人，对于同一件史实的看法，完全可能是不同的。
对赵安民来说，他只是不喜欢这种借助某种政治趋势，就兴风作浪的投机者。
在邶大他也发现了一大批“教条的理论者”，这让他对原时空这个年代的政治趋势有所了解。
大批的干部，以前不过是打仗勇敢提拔上来的，或许是个不错的军人，但到了行政上，完全是不合格的，他们除了执行上级命令，自身难以有所创建，更不要说创新。
而学习苏联的大学体制中，政治的风气虽然浓厚，但脱离新中国实践的需要，例如此时的邶大，满嘴革命口号的人，到处都是，他们是真的革命者？不如说是那种给点猫薄荷就兴奋的“革命猫”，三分钟热情而已。
所以这个时代，既缺乏合格的干部，也缺乏合格思想的社会主义新知识分子。
他把这种体会，告诉了主席，主席默然不语，他告诉赵安民，至少这些新知识分子，大多数能够努力学习，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砖瓦，还是合格的，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头脑，确实需要实践训练，也需要思想引导。
怀着有些复杂的思绪，他走进了教室，看到冯有兰教授已经在讲台上了，他赶紧加快了脚步：“冯先生好！”
冯有兰微笑着向这个有名的“小学生”回礼，看到赵安民，有的时候总让他思绪有点复杂。
他知道赵安民肯定来历非凡。
但单从哲学角度讲，他并不觉得赵安民是个合格的研究生，不过通过这段时间，因为研究生人少，而且他也特备关注了赵安民，与他沟通较多，知道他对于“民本社会主义”这种中共现在的思想中正在逐渐变成主流的理论上，造诣极深，随便谈谈，就让冯有兰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三脚猫功夫，可远远比不上。
虽然从冯有兰的角度，他内心并不认可马列和民本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论思想是“哲学”，但他不能否认这些思想巨大的影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以这让他改变了对赵安民的“轻蔑”，而是认为术业有专攻，等到这个小童补上了哲学逻辑的造诣，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真正让冯有兰感到震撼的，是在浏览了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后，赵安民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由于政治压力的缘故，这本书写得变形了，丰富多彩的中国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这是扯淡，不是“真心所想”，因此也没有价值。
赵安民鼓励他应该抛去顾虑，直抒胸臆。
国家渡过了最严重的困难后，逐渐走向宽松，只要不是洋奴或为剥削食利阶层张目，接下来的政治气氛是宽松的，他不用“噤若寒蝉”。
赵安民的话对于冯有兰当然有触动，因为他很快就知道门下这个小童，可是经常出入主席家的不凡人物，所说必有所本。
但要他马上能放心，确实也不敢。
他曾经写过两句诗：“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新朝建国，“道术”就必须变迁，如果自己著述的道术违背了新朝希望道术的方向，那不就是自取灭亡吗？
这种迟疑，让冯有兰见到赵安民的时候，不知不觉就反应比较复杂。
但赵安民可不管这些，穿越者推动的，是大历史的发展，可不是为了解决某个个人的问题，在新的时代大潮面前，每个人如何选择，也只是他们个人的事情。
冯有兰正好在教授他中国的传统哲学，他随便提醒两句而已，也不会越殂代疱。
“普方，你在邶大，见过那个赵安民没有？”安静的客厅里，沙发上的希圣，询问周末回家的儿子。
普方回到到：“那可是大名人，我确实见过，不过也就是几面之缘。
同学们对他都很好奇，各种传言不少。
不过他一直很低调，最近同学们对他的关注已经没那么厉害了，毕竟他很少在学校里出没。”
希圣呵呵地笑了笑，心想确实是成熟得不像话的赵安民，跑到邶大去还是那种风格，完全了解他的，也只有主席了吧。
哪一个政治局常委，不对这个赵安民感兴趣呢？主席对他“亲孙子”一般的待遇，只是一见投缘吗？他为什么可以作为“美共”的代理人呢？现在据说美共最重要的安排和提议，都是通过这个赵安民来向我党提出的。
希圣自己也是非常关注这个赵安民的，他知道总理那里关注的程度尤甚，这个小童曾经在有人陪同的情况下，在李慕青和赵伯陵都缺席的情况下，单独去美国和海外，这都是大家知道的事情，过去几年，赵安民起码1/3的时间，都在国外，这对于一个儿童而言，当然极不正常，也充分反应了一个事实——他是独立的赵安民，并不仅仅是赵伯陵的儿子，李慕青的儿子。
听过赵安民的几次汇报后，希圣已经很清楚，此人年龄很小，语音很稚嫩，但思维很成人，完全可以当一个成熟的同志来看待。
更可怖的是，他居然对民本社会主义理论等研究非常深，而且各种知识面很丰富，对于国际形势尤其了解，完全可以与老同志们进行“老学究”一样的探讨，这让他感觉有些荒谬，这一家三口，平常的生活就是教授儿子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和研究国际政治吗？真的是狂热的信仰者？
赵安民到邶大和人大学习，这个行为本身在政治局也是一个新闻，希圣自己的判断就是，主席对于赵安民有很大的长远期待，两个大学的特殊安排，就是一种明显着眼于长远的培养，或许这几年他会安静一些了吧。
他看了看在邶大物理系学习的儿子，本来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儿子在这个年龄，专心于学习并没有什么不好，还是不要过早触碰政治了吧。
那个赵安民如此妖孽，也不用让儿子去接近他了，应付不了的。
赵安民如果能够成长起来，至少也是20年以后的事情了，多少天才人物，在历史的风云面前，最终都是折戟沉沙。
关注是应该的，但也无需特别重视。
希圣做出了判断，不再把心思放在这个事情上。
他想，真正应该重点关注的，还是西南特区的发展。
赵伯陵已经不仅是我党的风云人物了，他主政的西南特区，确实在改变整个新中国的走向，甚至改变了原来高层政治上反复出现的“左右之争”，因为无论过去的左还是右，在越来越清晰的民本社会主义实践和逻辑面前，都显得“过于简单粗暴”，缺乏实践的可行性，缺陷变得如此明显，以至于难以形成大的争论。
这样发展下去，赵伯陵早晚成为我党的重要领导人，而党的高层布局，恐怕会围绕着这种思潮而形成新的格局。
希圣想得出神，差点让香烟烧到了手指头，他赶紧掐掉香烟。
可是很快，不知不觉又点上了一支烟，继续思考。
第90章 一个移民公社的诞生
藏南专区，德让宗，“宗”其实就是县的意思，是元朝的时候这样定下来的，所以后来藏区有很多宗。
不过大多数都是习惯性地称“宗”，并不一定是现在的县，德让宗就是其中的一例，它现在其实属于藏南专区山南市的错那县，并不是单独的一个县。
刘潭带着张玉梅和韩铁生，徒步行走在邦迪拉返回德让宗的山路上，他担心地看看张玉梅，她浑身是汗，他担心她的体能，能不能支持到目的地——新建的公社所在地，他们三人都是这个新公社的领导。
刘潭暗暗叹了一口气，至少还要一年多，由山南国的提斯普尔这个重镇向北，接上邦迪拉的公路才能贯通，而山间公路，即由邦迪拉到德让宗，再向北到达旺，继续向北，一直到错那县城的路大致也能同时贯通，那个时候，交通才能好转，至少公交可以通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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