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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新股东 第1-118章 - 第 45 页

  第39章记住

  一直到谷雨带着参加会谈的同志离开,赫鲁晓夫才完全反应过来,谷雨在教训他,而且毫不客气的教训他,要他小心出现1956年波兰的事件,甚至于会因此被人赶下台,这怎么可能?谁有这个胆子?

  赫鲁晓夫第一反应是苏俄发行新货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对苏出口,引发了谷雨的强烈反对,这恰恰说明他做对了,官方汇率大贬值的目的之一就是限制住中国商人无孔不入的走私。

  不过等他回过神,就知道谷雨这么说,绝不仅仅是因为利益受损,利益受损完全可以谈,没必要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话,他和谷雨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反应,除非他认为问题很严重,必须用如此激烈的言语提醒……

  谷雨所说的那种种后果又让他担心,物价暴涨2.25倍,不应该吗?国家控制的商品不涨价,仅仅那些不列入国家控制的商品涨价就有这么大的后果?不可能吧?

  赫鲁晓夫自然也想到了财政部长激烈反对后的辞职,他心里不由得有些打鼓,虽然赫鲁晓夫很莽,但他并不傻,财政部长是专业人士,激烈反对,可以说部门利益所至,但谷雨激烈反对图什么?总不至于为了和他撕破脸吧!

  经历过梁赞州的破事后,赫鲁晓夫对高级干部们实际上相当不放心,他总觉着这帮钢铁培养的干部表面上附合,心里总想着看他的笑话,这一次会不会也是这样?虽说不至于被赶下台,但如果出现了1956年波兰波兹南那样的事情,对他的声望也是巨大的打击。

  起了疑心的赫鲁晓夫又怒又疑,他恶狠狠的看着米高扬,你给我一个解释,米高扬也非常头大,这位贸易专家听了谷雨那番话之后已经明白过来,表面上看苏俄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但苏俄有地下黑市,也有一些自贸市场,只要一个出现问题,就会引发连锁效应,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但是不是严重到出现波兰那样的破事,甚至导致赫鲁晓夫下台,米高扬还是不相信,不至于吧,会这么严重?相比于钢铁同志不断的打压物价,把苏俄的汇率搞得高高的,赫鲁晓夫大规模降低官方汇率是第一次,所以苏俄从上到下也没经验,要不然也不至于搞得这么离谱。

  所以面对赫鲁晓夫的眼光,米高扬想了想说道,“尼基塔,谷同志的话有一定的道理,但他并不真正了解联盟,他的说法太过夸张了……”

  赫鲁晓夫脸色铁青,“回去说!”

  而与此同时,参与会谈的李多才同志也在奇怪的询问谷雨为什么这么说,谷雨低声笑着说道,“因为赫鲁晓夫比较莽撞,给东西又比较大方,前者意味着他和美国人的摩擦会一个接着一个,后者意味着我们能搞到更多的东西,还是帮这个笨蛋一把比较好,换个人还不知道什么样呢!”

  “所以要说的异常严厉一些,引起他的高度注意?”

  “这个人有着农民般的狡猾,赌性大,做事也比较有情绪化,变化多,和钢铁那种赤裸裸的政治动物不同,和他打交道一板一眼不成,得搞一搞奇兵。

  我今天的路数,以前从没有用过,他肯定要起疑心,但他的性子又拧得很,不碰南墙不回头,就算明知道我的提醒有很大的可能性,他也会去做,不过呢,我提醒了,他一旦发现事情不对了,反应就会比较快,就算推倒重来,也不在乎,反正他一贯如此,也不在乎面子。

  苏俄明年一月一号进行货币改革,当年就算有后遗症,也不至于太明显,大发作应该是在1962年、1963年,到时候咱们应该不至于再出现大灾荒,到时候帮助他一把,可以多换一些东西,他也肯定心甘情愿,因为我说的是对的嘛,是他没听,他知道好歹……”

  李多才同志笑着说道,“谷枢机,您算是把赫鲁晓夫研究透了!”

  “不研究实在不行,咱们还需要他们挡在前面呢!”

  “也挡不了多久,如果未来十年的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美苏看我们的眼神肯定不行!”

  “大国的政策是有惯性的,再说了,就算我们在基本物资的产量上追了上来,质量呢?还是很差,而且我们不仅和苏俄一样,没少自我升级的能力,还太过依赖国际市场,美苏又不傻,自然看得出我们的软肋,不要太自以为是,我们还早着呢!”

  “确实还早,咱们连第一代人才都没有接上来!”

  “人才培养要加紧,现在有一些家底了,普及八年义务教育应该提上日程,你主持一下相关调研,教育上多花一些钱,过些年就能赚回来,要舍得!”

  “地方干部喜欢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让他们为这些见不到盈利的项目投钱,总是扭扭捏捏!”

  “从建国至今,已经过去十五年,我们各项考核标准也要调整一下,与时俱进嘛!”

  “二十年左右一个调整比较好,等到四五期间,我们的诸多石化企业形成了生产力,彻底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再改标准似乎更好一些!”

  谷雨想了想说道,“你考虑的不错,到时候老李也要退休,你作为总理,主持调整,顺理成章!”

  再过五年,李多才就是六十岁,到时候谷雨五十七岁,他准备继续给李多才放权,让他担任总理,主持行政工作,谷雨也将大放权,以逐渐形成党政分权体制。

  如果谷雨身体好,他两任总理到头,高高兴兴退休,在中枢几十年,影响力巨大,谷雨也给他干预政治的机会,他的能力和眼力摆在那里,比那些个没脑子的瞎干预要强不知道多少倍。

  如果谷雨身体不好,也可以乘机一步步退休让权,谷雨研究过历朝历代开国之初的种种问题,说到底就一样,开国一代权力太大,如同一个锅盖把所有问题都压制了。

  等到开国一代不行了,锅盖被揭开了,各种问题就冒出来了,接班人威望不够,根本扛不住,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坚决放权,让他有足够的权威。

  前世一二线想法是好的,但老大和老二政治见解完全不同,最后放权变成了打架,谷雨和李多才之间就没这个问题,他也敢大胆放权,两人基本盘一致,就算有些分歧也能弥合。

  李多才微微一愣,并没有说话,谷雨也知道他不方便说,等回到办公室,他让其他同志离开,笑着说道,“多才,我说过很多次了,你大胆一些,党政事务都要管,要不然就辜负了我的用意。

  就算未来我能活到八九十岁,你接不了班,下一代、下下一代同志也必须是搞工业出身的同志,都是你的徒子徒孙,你就算不为自己,也要为下一代坐稳江山考虑!

  现在我一家独大,大家看着都老老实实,不过都是蛰伏罢了,你要是不主动,触碰这些人的核心利益,他们就不会跳出来,他们不跳出来,我怎么知道谁是不安定分子……”

  “政治讲平衡不假,但不是什么人都要照顾,有些人思想问题很严重,不清理掉,我不放心,现在没几个主动蹦出来的,那就把他们逼出来,要不然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就温水煮青蛙,一步步完全替代,看到说话没人听,他们忍不住的!”

  交谈了一番后,李多才同志告辞,而因为提前结束了与赫鲁晓夫的交谈,所以还有一些时间,谷雨处理了一会文件,然后看了看时间,“何济世同志是不是已经提前过来了?”

  中办主任杜恒宁点点头,“何济世同志已经过来十分钟了,他是第一次来中南海,按照惯例,我让中办的同志带他转了一圈,我现在就去把人叫过来!”

  谷雨笑着说道,“那就让他转一转吧!”

  谷雨态度很和煦,杜恒宁知道何济世应该是入了眼了,花花轿子谁都愿意抬,他笑着说道,“何济世同志自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跟随叔叔何世峰同志读书,深受他的影响。

  何世峰同志现在是光明日报社董事长,他做得相当不错,他不仅能贯彻好党的方针政策,还能很好地团结知识分子……”

  谷雨点点头,“光明日报这段时间改革搞得还行,不过那也是以前打下的基础,还是要再看看!”

  与前世一样,抗战期间,光明日报社成立,当时第三党等一些民主党派提出办报,当时是联合抗日,谷雨自然要忍,也就同意了,不过提出战时要统一思想,国资委提供一部分资金,并安排一名执行董事,保证在大的方向上不能出问题。

  民主党派虽然不满,不过见谷雨坚持,他们也被迫妥协,要不然谷雨限制报纸发行,他们也发挥不了作用,但即便如此,抗战初期,光明日报社就被狠狠收拾了一番,那些曾经留学日本,或者与日本有较多接触的编辑自然要人人过关。

  等到抗战还没有结束,他就开始秋后算账,以光明日报宣传存在诸多问题为由,借着重新评估清末民国诸般问题的机会,对该报进行了大整顿,好些人被赶到了东南亚!

  当时不少人劝说,甚至当众抱怨谷雨是过河拆桥,谷雨也不客气,赤裸裸的说道,“你说过河拆桥也不过,天下事本来就是如此,此一时彼一时,过去共同抗日,他们有些过分的言论,我没有追究,现在就必须秋后算账,要不然他们就不知道头顶上还有一片天!”

  谷雨的意思太明白不过了,过去是没办法才拉拢,现在老子就是执政坐天下了,这帮人就要有眼力劲,没眼力劲就要被收拾……

  他太了解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远之则不逊,近之则不恭,必须又拉又打,不断揉搓,至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谷雨不仅认可,也非常尊重,但从西方学到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就自以为是大师的人,哪凉快哪待着去,谷雨才懒得伺候。

  当然了,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谷雨即便不断收拾这些个大师,但他自始至终也没有改变光明日报社的性质,还是交给民主党派联合管理,这也是他一贯的作风,一不把事情做绝,二要给人冒头的机会,韭菜要一茬一茬的割,从不幻想一步到位,那是不现实的。

  过去十五年,光明日报在中国各个报纸上是比较有意思的,不如香港那些报纸那么折腾,但又比各类报纸看起来更独立一些,更灵活一些,各项经营算是搞得不错的。

  某种意义上,光明日报就是谷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试验田,试验了一番之后,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相比于其他报纸,光明日报因其特别的背景,所以在这一轮改革中自然比较适应,作为负责同志的何世峰也捡了便宜。

  当然了,何世峰的尺寸也确实把握得挺好,这可能和他的出身有关,他接受过完整的传统教育,后来痛感三座大山的打压,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员,但他长期在基层,思想上与谷雨接近,行动上也比较得力,加之他善于协调,所以光明日报的各项工作现在算是一个小亮点。

  潘信对宣传系统的改革阻力很大,所以光明日报的这个小亮点得到了不少赞扬,看潘信的意思是过上几年提拔何世峰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不过谷雨却没有多少提拔的想法,何世峰现在的位置恰恰好,再高就不合适了……

  杜恒宁不清楚谷雨的想法,还没等他琢磨清楚,谷雨就问道,“前段时间,朝鲜内乱,不少人跑回东北,好些人赖着不愿意走,是不是有这么回事?”

  “这种现象自建国就有,东北人少地多,劳动力一直有些缺乏,生活压力要小一些,哪怕我们动员了一些人回去,还是不断有人跑回来,而随着这些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越来越快,朝鲜人跑到国内的越来越多,由于中朝特殊关系,我们又不好抓!”

  谷雨点点头,考虑了一会说道,“朝鲜被日本殖民期间,产生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里面有不少极端的人,这些人竟然敢惦记东北,也对我们和朝鲜换地指手画脚,偏偏这些人对朝鲜政坛比较有影响力,这个事情看起来是小事,但如果不管,未来就可能出大事!

  朝鲜北部本来是汉乐浪四郡,让朝鲜人一步步蚕食了,就这还没完,明清时代还在往北拱,拱了不少地方,咱们国家强势的时候不关注,等到国家衰落了,问题就会出现,我不希望未来再出现一个间岛问题。

  你组织相关部门,对东三省来一个非法移民清理,对朝鲜过来的非法移民给两个选择,要么回国,要么去海外省,海外省想去多少都可以,那边虽然苦一些,但待遇更高,若只是生活艰苦,更有理由去嘛!

  不管怎么说,东北的朝鲜人比例要打下来,也不允许大量聚居,劳动力不足,北方各省人口多得很,可以迁徙,这又不是什么很难的事,为什么要放纵朝鲜人!”

  杜恒宁猛然一惊,他点点头,“我尽快安排!”

  “有些事可以做,不可以说,低调一些,和宣传部打一声招呼,不允许做任何宣传!”

  “是!”

  “日本人为了更好的掠夺朝鲜,搞了不少建设,教育也搞得不错,基础是比较扎实的,这些都是强国的基础,防人之心不可无,党内高层要心里有数,朝鲜的野心一日不去,朝鲜的发展就要有一定的限制,日本的教训太深了!”

  提到日本,出身东北的杜恒宁就忍不住说道,“九州日本的教育水平更高,这些年也有不少人在国内,是不是也要限制一下?地方上不少同志对九州日本的企业不断扩张很有意见!”

  “我为什么反官僚主义,你刚才这句话就是官僚主义思想的体现,九州日本竞争力强,不断发展,说明人家搞得好,我们要学习,了解人家为什么搞得好,而不是搞歪门邪道,这是绝不能容忍的!

  我们要记住仇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九州日本成为我们发展的助力,而不是打压,绝不能感情用事,被仇恨冲昏了头脑,越是仇恨深,政治上越要清醒,要不然是要犯大错的!

  在周边问题上,千万不能学苏俄,苏俄凶狠的压制东德,却放纵拉拢波兰,以后铁定要吃亏,吃大亏,我们要就事论事,不能学他们。

  日本这个民族,你若是能够压得住,往往会十分老实,现在九州日本翻不了身,自然就老实,越是老实,我们越要给好处,日本如此,柬埔寨也是如此,让他国知道跟着我们有好处。

  对九州日本,要拉拢,要坚决鼓励他们发展,到国内做生意什么的也要欢迎,本州日本发展那么快,九州日本若是差得太多怎么行?人心都散了!

  而对那些个不老实的,比如朝鲜,比如南越,就要压,南越和我们仇深得很,我就是明压;朝鲜嘴上老实,心里不老实,我是暗压,嘴上说好话,但手上不能有任何客气!

  记住,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不能为求太平,搞谁闹谁有理那一套东西,我们必须坚持原则,不能因为麻烦,因为阻力大,就无原则的妥协!

  也不要在乎朝鲜的感受,我又不准备把朝鲜变成卫星国,是他们欠我们的,不是我们欠他们的,他们一些人惦记我们的东西,我还要喂养他,我们是贱骨头吗?”

  说到最后,谷雨的声音越来越大,语气也严厉多了,这不是对杜恒宁不满,实际上杜恒宁是非常不错的干部,做事认真负责,担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担任中办主任,各种协调也做得不错,但这只能说明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执行干部,谷雨已经看出来了,他在决策上有一些问题,很容易被人影响。

  党内很多同志对谷雨扶持九州日本,压制朝鲜不满,他就有些五行不定,在他的身上,谷雨看到了后世很多干部的影子,对于一些复杂的工作,原则性不强,为团结而团结,发展到最后就是官僚主义,遇到事情了,第一反应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也是谷雨最讨厌的事情。

  可谷雨偏偏却没办法,这一类的干部多得很,而且这一类的干部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最典型的就是一些地方争水造成的械斗,还有一些地方发展经济造成的污染出现的纠纷,这些问题压根就没办法直接解决,也说不上谁对谁错,只能是和稀泥,寄希望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

  问题是有些问题不一样,绝不能和稀泥,更不能谁闹谁有理,一旦这么干的,只会矛盾越来越大,但偏偏有些人就这么干,你说是官僚主义,他们未必承认,各种各样的束缚太多,就算他们有心解决,也未必能够解决。

  这也是谷雨一边完善法律制度,一边时不时搞搞小运动的根本原因,法律制度是根据现实中出现的问题设立的,必然存在滞后现象,如果死死的抱着法律制度不放,就容易搞出一大堆歪屁股的事情,有一些小运动,让吃亏的人发泄一番,矛盾反而小了很多。

  不过运动时,往往搞的是有罪推断,只要你在那个位置,你就有可能乱来,要斗争你,逼着你交代,鼓励别人举报,打击面太大,属于典型的“武斗”,不是长久之策,所以他坚决得启动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改原来的“武斗”为报纸媒体等的“文斗”。

  所谓“文斗”就简单了,你不爽了,可以发表小作文,霹雳巴拉,这里面有人有理,有人没理,但好歹属于制造舆论,不至于变成“武斗”,打击面也小了不少。

  而且这番操作后,国家对意识形态的调控有所改变,从原来的做家长,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出来插一脚,变成以监督为主,不公开干预,通过经济杠杆间接调控,通过人事调整来影响等等,就不需要直面太多的东西,而是改成根据社会舆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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