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国正同志心事重重的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年青那会拼命提意见，现在却忧心这个，忧心那个，谷雨同志说要摸摸卵子看看自己还是不是一个合格党员，是环境改变了他，还是权力和地位改变了他，他也说不清楚。
当日谷雨同志把自己看起来，让他看各种文件，给出意见后，谷雨同志加上几句列宁、钢铁就得到了批准，当时他是正确的，看透真相的，那个时候他才二十刚出头，现在他五十多了，革命经验那么丰富，他会看不透吗？
既然看得透，还要这样做，那就说明他决心已下，自己要做的是坚决支持，给他分担压力，而不是忧心这个，忧心那个，不想了，按照谷雨同志的路线走下去就行了！
贺国正同志考虑片刻后，叫过秘书，询问近期的安排，他要求取消一些社会活动，他想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而第一站他决定去一趟天津，好好体会一番高速铁路所带来的变化。
中国第一条高铁于1962年5月16日开始运营，对这条投资巨大的高铁，国际上各种耻笑的声音不断，中国竟然拿出这么多钱修一条时速150公里的铁路，是不是吃错药了？
在无数人看来，火车和蒸汽船一样，是19世纪落后的破烂玩意，这种既缓慢又不方便的旅行方式，跟汽车的自由移动不受限压根无法相比。
此时，美国投入数亿美金建造州际公路，而铁路路线则渐渐关闭；在欧洲，铁路发展同样停滞不前，许多国家仍在使用蒸汽动力车头。
而中国竟然把钱放在铁路上，虽然中国高铁的速度是中国国内其他铁路运行速度的近两倍快，但为了满足高速列车的需求，必须使用更宽的轨距来建造，路线上也必须安排得更平顺，这也意味着山地众多的中国必须修建更多的隧道与桥梁。
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高铁竟然还走不了普通铁轨，这也意味着中国高铁与其他铁路不兼容，这也让国内外无数人质疑只能行驶在一条线的高速火车的价值，以及为了让火车能在如此高速下可靠地运行所费的努力是否值得？
至于费用就不用说了，一开始说的是10亿，后来说通货膨胀，涨，涨，再涨，最后竟然花了25个亿，一下子多花了这么多钱，中央监委、中央督巡委、中央审计署和财政部，后来北京和河北两省市的相关财经部门，来回跑了不知道多少次，他们都想搞清楚为什么花了这么多钱。
幸好这是建国初期，又幸好这件事是谷雨同志一手推动的，铁道部的同志只负责执行，并不需要承担巨大的压力，也不需要拿出无数资源去说服这个说服那个，而负责的总工程师更不需要担心铁路修通了，成不了两院院士，哪怕是日本专家，也可以成为中国的外籍院士，根本不用为这个发愁。
所以最终查账的结果是有一些问题，但大多是客观原因，并不是主观原因，也不至于有人吃牢饭，而谷雨同志也为此承担了责任，这也导致他虽然对这条铁路寄予厚望，但高铁运营后，却并没有参加通车仪式。
原因很简单，党内很多同志担心这条铁路最终会失败，这会影响到谷雨同志光辉伟大的形象，中央局常委会最后投票决定由分管铁道部的荣瑞华同志出席通车仪式。
而这件事也被很多同志认为是谷雨同志心虚，他在有意回避，所以过去三年各种批评不断，大家普遍认为谷枢机是被一直搞铁路的日本人忽悠了。
不过也有人给谷雨解释，说谷枢机还是比较小心的，一开始就说明了这是试验高铁，既然是试验，有成功，就有失败，如果能够用这笔钱验证一番对国家也是好事，然后立刻就有人说好大方，拿25个亿作为验证？我们什么时候如此家大业大了？
但不管怎么非议，这条高铁最终修通了，整条高铁全长166公里，中间设有7个站，目前为了安全考虑，运营初期平均时速调整控制住在150km/h，而轨道测试实验时，发现最大速度可以跑到200km/h，这也基本实现了工程设计的目标。
从起点到终点总共1.5小时，如果中间不停敞开跑，也就一个小时出头，而在清末，这个时间是五个多小时，建国初年是两个多小时，现在又压缩了一个小时，这表面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一开始，大家注意的是，相比于普通铁路，高铁车内设施和环境大为改善，群众应该可以满意，但接下来很多人就发现情况不一样，北京到天津之间不仅仅速度提升了很多，而且班次也增加了不少。
随着车票供应量的迅速增加，群众从北京去天津，或者从天津去北京大部分时候已经不需要提前买票，去了车站就能上车，这节省了太多的时间。
而京津两地大量人员流动被分流，有效减少了发车过密的列车运营状况，实现了提速，极大得改善了货物输运状况等，京津两地铁路运输能力大大提高。
更让人惊喜的是，开通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很快就发现各种需求有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实验高铁不仅仅是链接北京和天津，而是让彼此的生活更加地靠近，而北京和天津中间的廊坊等地也同样受益匪浅，它们与两个大城市的距离无形间更近了。
此前因为谷雨的坚持，没有选择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扩张，而是选择了修建新城，如此一来，相当多的单位被放在了北京周边，尤其是天津，某种意义上，天津就是副首都。
虽然中央的做法对天津是很大的发展，但对于被分流到北京周边的单位简直是巨大的折磨，上京办事太麻烦了，偏偏因为资金不足，新城的建设速度并不是很快，陆陆续续修了十几年，但还是没有启用。
虽然到了四五期间，北京新城的建设速度加快，预计到建国二十周年，北京新城将全面启用，但即便如此，新城想实现预期的各种功能，还需要再等十年，这也意味着相当多的单位还是进不了北京城，所以各种抱怨声就没有停过。
但随着京津高铁修通后，不需要再提前买火车票，即便等待需要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这部分单位的抱怨声立刻少了大半，所以试验高铁开通几个月以来，很多同志从一开始的不以为然，到现在已经如梦初醒，已经不断有人在呼吁加大修高铁的力度。
比如上海市委第一枢机顾金声刚刚获得任命后的第一件事，就和市长孙运璇一起，考察了京津高铁，然后拜访了中央计发委和铁道部，中央计发委很给面子，答应将将上海城际高铁纳入到五五计划中，然后他们又与铁道部签署了1963-1964年完成勘探上海城际高铁的意向书。
按照顾金声的说法，一旦勘探完成，上海市就立刻启动高铁沿线的拆迁，争取在1968年前完成苏州到上海到嘉兴城际高铁的建设，将苏州、嘉兴与上海市区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对于上海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顾金声以修建城际高铁作为上海执政的突破口，是非常巧妙的一招，他迅速赢得了上海绝大部分干部的支持，原因很简单，周边的江南、浙江两省对苏州、嘉兴被划给上海一直非常有意见，而中央也有一种声音，上海太大了，经济又太发达了，占比太大，不利于中央管理。
而上海内部却比较奇葩，上海老城区觉得自己一切都好，不太愿意把资源划给苏州、嘉兴，划也可以，他们也有要求，苏州、嘉兴两市撤销。
但苏州、嘉兴两市的想法则恰恰相反，他们更愿意与上海融为一体，但两市又不愿意被拆分，财政完全上缴上海，所以上海的行政规划非常有意思。
上海直辖市下面设有两个地级市苏州市和嘉兴市，而老上海各区县直属于市政府，级别则是副厅级，而苏州、嘉兴下属各区县则由苏州、嘉兴代管，只是普通的县级市。
所以上海原来的各区县并不满意，这一点与北京完全不同，北京市下属各区县都是正厅级区县，而且这些正厅级区县干部大多是从部委中抽调厅级干部下放，到北京各区县干几年，或是在北京升迁，或是通过中央人才委员会交流送到各地。
而北京本地的干部一般做到副厅局级就到头了，再往上就要和部委进行人才交流，先进入部委锻炼，然后转到外地任职，这已经形成了惯例。
而上海就不同了，上海的地方干部需要辛辛苦苦爬到区县一把手，才能获得人才交流的机会，这无形中就落后了北京好几年，过去天津、洛阳还被直辖，上海不仅不如北京，甚至连天津、洛阳都不如。
上海干部们自然不能忍，自然看苏州、嘉兴不顺眼，都是你们不愿意撤市，我们才降了半级，而等到中央允许地级市主官进入常委班子后，这种怨气就更大了。
北京市政府所在的新城区一把手是市委班子成员，也是副市长，虽说是为了搞新城的需要，但上海的区委一把手只是可怜巴巴的副厅级，这也差得太远了，反倒是苏州、嘉兴两市的老大是市委常委，上海各区的干部们自然更不待见。
不过随着天津、洛阳被撤销直辖市，重庆、岘港又名不副实，说是市，更类似于一个省，与上海的情况比较类似，上海干部的怨气才少了一些，毕竟北京是首都，人家在天子脚下，高半级可以理解……
对于上海干部之间的隔阂，几任市委书记也没有太好的办法，顾金声在上海担任第二枢机期间，自然就有所察觉，这一次回任上海，他就希望通过修城际高铁进一步拉近三市之间的距离，同时也避免中央起心思把两个市又放回到各自的省，那上海的损失就太大了！
顾金声的想法得到了苏州、嘉兴两市的坚定支持，而上海市政府这一边的领导也看明白了修建城际高铁，不仅有利于三市的融合，也有利于带动三市之间广大地区的发展，还可以缓解上海巨大的市区人口压力，一举多得，所以这个方案自然得到了普遍认可。
而在北戴河会议确定有条件的地区要实现客运分流，鼓励用各种形式发展高铁后，顾金声又专程拜访浙江省和江南省，商量三省合作尽快修通上海-杭州-南京三角高速铁路，这会极大的增强三地之间的联系，同时缓解三地极其紧张的运输压力。
按照顾金声同志的说法，以现在的高铁速度，以后上海的同志到南京开会，开完会直接回到上海，还可以吃上晚饭，这个效率提升实在太快了，所以上海哪怕当了裤子也得把高铁修起来。
事实上，顾金声同志有些夸张了，根据估算，这个三角高速铁路总长度700多公里，哪怕全部修通，也不过需要110亿元左右，而上海、江南和浙江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比较快速的地区，中央出一部分钱，地方出一部分钱，贷款一部分钱完全修得起。
不仅仅顾金声看到了好处，山西省委主要领导同志这段时间也不短往北京跑，晋煤东运就那么两条路，运输压力巨大，经常是客运和普通货物让步于煤炭运输，这也严重影响到山西经济的发展，很多山西企业做大了就想往天津、北京跑，这已经成了山西的心病。
这里面除了北京、天津的吸引力更大以外，也有山西交通不便的客观原因，东西运不出来，企业运营成本高，是不争的事实，厂子还是搬走好，山西的压力自然非常大。
而大秦重载铁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到目前为止，还停留在勘探阶段，也就是说山西的煤炭运输问题短时间很难解决，所以发现高铁的好处之后，山西立刻就发动举省力量，试图尽快修通太原到石家庄的客运专线，一旦这条铁路修通，山西客运压力可以得到极大的缓解。
而京津高铁的运营也证明，客运分流后，货运压力也会得到极大的缓解，所以山西的方案是先修卡脖子的太原到石家庄，然后修大同到张家口再到北京的高铁，最后想办法修通大同-太原-运城的贯通线，这样省内高铁就基本联网，等到北京到张家口、石家庄的铁路修通，山西的交通问题就基本可以得到解决。
山西的算盘珠子打得啪啪响，而且他们也有打算盘的本钱，山西太原的解放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不管在部委还是在地方，出身山西的干部车载斗量，这自然使得山西获得了极大的照顾。
谷雨同志也格外重视山西，不管是战争期间，还是战后，山西都有不少项目，而山西的民族资本家也获得了大量扶持，虽然没有荣氏、刘氏这样的巨头，也没有陈JG先生那么强大的实力，但打开民族资本家的榜单，山西民族资本家在前五名之后的数量迅速增加，可以说人多势众。
这些民族资本家对修建太石客运线同样充满了热情，都愿意出钱，这也不奇怪，所有人都知道交通问题是山西发展的最大障碍，必须尽快解决，不解决以后被沿海赶上并超过，一步步甩得越来越远。
所以山西上下志在必得，希望在五五期间就启动太石客运专线的建设，而山西同志的努力也迅速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不仅部委那边一路绿灯，谷雨同志在听取了山西同志的诉求后，就批示要经济发展要注意平衡，优先考虑山西的困难……
无独有偶，一直在关注京津高铁的广东省委第一枢机郭子华在今年八月份北戴河会议结束后，也迅速跑到了铁道部，询问广九高铁什么时候修，你们去看看广州站的拥堵程度，你们就一点不着急吗？
铁道部故意说修京津试验高铁把钱用得差不多了，郭子华立刻说钱不是问题，广九高铁与京津高铁距离差不多，就算路上隧道桥梁多一些，35亿总差不多了，广州、出口加工区和香港三地挤一挤完全拿得出来，若是钱再不够，我们找华侨融资，华侨银行一家就能借十个亿，只不过广九高铁要拆分上市！
话音还没落，铁道部的同志就打起了官腔，铁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重大交通工具，广九又是干线铁路，不适合让外来投资……
郭子华怒道，“喊着没钱是你们，我能搞来钱，你们又不让这些资金进来，你们想干什么？你们这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吗？你们今天要没一个明确的说法，我就坐在铁道部不走了！”
中国人能够看到高铁的影响，华侨和外国人同样可以看得到，不过此前是求他们投资，他们瞧不上，而现在是他们想投，铁道部已经舍不得了。
广州站的拥挤意味着什么，铁道部当然清楚，只要广九高铁修通那就是印钞机，他们怎么可能把这样的印钞机送给别人？
铁道部之所以这么搞，倒不是手里没钱，而是和有钱的广东谈条件，哪怕郭子华是前中办主任，候补中央局委员，铁道部也一点都不杵，铁道部独立性本来就很强，现在铁路紧张，各地方要求着铁路，要不然影响发展。
铁道部还有一点非常不同，铁道部主政的同志都是军队下来的，啥时候怕过地方官，而且他们的老部长骆畅同志现在是中央监委常务副枢机。
铁道部也是窝火，当初求你们修高铁，一个个嘴上支持，但让动手了，就这个准备不足，那个条件有限，连通车仪式都不让谷枢机去，现在知道高铁好了，一个个都跳出来，早干什么去了？
最终双方颇有波折的敲定了1963年京九高铁启动建设，郭子华还希望尽快修通广州到珠海、广州到韶关、广州到湛江三条高铁，而在未来要一步步修通广州到武汉乃至于到北京的高铁。
铁道部同志还补充了一句，北京到上海的高铁也已经有人提了，但这里面的投资太大了，郭子华本来想说没钱可以融资，不过话到嘴边就停了下来，别的都好办，这种干线顶多会从外面借钱，绝不会让外人插脚的。
问题是，北京到广州2300公里，北京到上海1300公里，按照目前1500万/公里的造价来算，这就是1000多亿投资，今年中国的GNP也才堪堪8000亿，怎么可能花这么多钱修这样的高铁。
对这些争吵，贺国正同志有的听说了，有的没有听说，不过想到这些，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事实证明哪怕这种争议性非常大的项目，谷雨同志也都是正确的，而大家伙一开始根本就不懂，只知道人云亦云，他在中央局扩大会议那样说话完全有理由嘛！
也就在贺国正同志想起高铁之事的同时，他的老朋友党外人士罗景云也给他打来了电话，约他聊一聊，贺国正同志哈哈笑着说道，“老罗，你也别过来了，我们买几张高铁票，一边聊一聊，一边感受一下高铁的与众不同！”
“哈哈，贺主席，我正有此心，想和你谈一谈我对发展高铁的认识！”
“真是心有灵犀呀！”
两人约好后天一起前往北京高铁站，与前世不同，这一世的贺国正并没有牺牲，孩子们也都活得挺好，现在一双子女都在科研单位任职，而他还因为谷雨的看中，一路走到了元帅、全国人大主席的高位。
相比于而言，罗景云还是那个样子，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由于他的分裂行为，被开除出党，而接下来发生的种种，也让书生气很重的罗景云终于明白什么叫作残酷的政治。
面临生命危险，他不得不躲到东北，1933年刚刚回到上海，又被KMT抓了起来，等他被释放出来，中国形势已经大变，曾经的陈绍宇狗腿子谷雨竟然率领中国环太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罗景云最终还是没有放下内心的革命理想，最终在李润石、贺国正等老朋友的照顾下，被安排到山西大学任教，并转型为经济学学者。
在暴风骤雨般的1937年到1940年，罗景云的名字几次出现在公安部的处置名单中，但他还是好好地在大学任教，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甚至身边还有同志保护。
等到了建国前，又有人要赶他出国，他还是安安稳稳的留在大学，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中央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一开始是山西大学，后来是武汉大学，而到了解放后则在北京大学。
罗景云自然也有不少抱怨，明明谷雨同志后来严厉批评陈绍宇了，为什么就一直不恢复我的党籍，还几次写信申诉，不过得到的批复都是不同意，而且不允许对他有任何宣传。
随着国内政治气氛一步步缓和，罗景云的日子也越发好过，他最终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在退休之后，他也可以与李润石、贺国正等老朋友们时不时聚一聚。
而随着吴冠生、廖德华、张赤水等人陆续退休或者被压制，罗景云又起了心思，想恢复党籍，贺国正就告诉他，你就安心养老，平日多出去走走，给中央多出谋划策就行了，其他东西就别想了，陈庆同都是人大副主席了，他恢复党籍了吗？
罗景云还是懵懵懂懂，贺国正叹了一口气，“六届四中全会确实有很多问题，里面确实一堆糊涂账，但这个会议必须承认，要不然党的历史没办法写，很多同志的简历也没办法写……”
罗景云被点醒之后，不再提党籍的事情，他又希望中央可以承认一些人是被误杀，给他们烈士的身份，贺国正也没有同意，不过答应给予那些人的家属一些照顾，只能做到这一步。
罗景云听完非常不高兴，“吴冠生、张赤水都退休了，廖德华也不行了！”
“李多才、荣瑞华两同志都是常委会成员，谷枢机很倚重他们，他们当年的职务虽然不高，但关系摆在那里！”贺国正同志又强调了一句，“而谷枢机与王庸同志的感情你也是知道的！”
“感情好也许是真，但防范之心也肯定有，要不然你不会一直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我看就有防范柳王之心！”罗景云有些感慨，也有些无奈，“谷主席的心思太深了，而我们当年都太书生气了！”
贺国正同志听完，摇摇头，“有些事宜粗不宜细，过去就让他过去吧！”
Powered by Discuz! X3.5
© 2001-2024 Discuz! Te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