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倒是宽厚，但有些人未必宽厚！”
“我不是宽厚，有些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不要说我，谷枢机也同样记得清清楚楚，他一直都有防范的，要不然廖德华也不会被赶出中南海！”
在这一次交谈后，两人不再提这些话题，两天之后，贺国正同志微服私访，在四名警卫的秘密保护下，来到了处在北京新城中的高铁站，和罗景云坐在一起，与周边群众聊了起来。
“这高铁是好东西，速度快，还不堵车，前年年底从广州回来，当时广州站内黑压压的一片人，每个人都贴在一起，大姑娘小媳妇也跟人贴得紧紧的……”
“这算什么，反正也没人敢耍流氓，你能相信吗？去年我年前在武汉车站停留了五天都还没上车，五天呀！”
“就算上车了，也不好受，我有一次带着小凳子准备车上坐，没有想到上车都不知道被挤到哪里去了，一直站了19个小时，卫生间里面都挤得满满的，上厕所都没办法上……”
聊了一会，贺国正和罗景云笑着道，“谷枢机发展高铁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们眼光还是差了些，跟不上呀！”
“没有跟上的人多了去了！”罗景云有些恨恨的说道，“谷主席就是太要面子了，这些人不下来，怎么可能完全贯彻他的思路！”
“老罗，你也一样太着急了！”
“不急不行的，苏俄肯定斗不过美国的，等到美苏胜负已分，我们若是还没有发展起来，搞得不上不下的，那就麻烦了！”
“你的说法倒是和谷枢机有些相似，只是美苏之间，怎么可能那么快分出胜负，不会的，不会的！”
“按理说不可能迅速分出胜负，但苏俄的政策太左，又太封闭了，哪怕是那个赫鲁晓夫，也是左过了头，时间一长，一定会出事，到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
“很多同志说我们右！”
“那些人怎么不去社会主义试点区看看，我们现在不是很右，而是不够右！”
“你是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党的历史上，吃左的亏太多了，每一次所谓的左右之争，不过是温和左和极端左的区别，谷主席骨子里还是温和左，他有些事情明明知道，却不够坚决，他已经不年轻了，万一真的活不过六十，李多才能保住位置就不错了，根本改不了……”
贺国正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罗景云，“先不说这个了，我们上车！”
第75章新经济时代的到来
高铁启动，然后一步步达到160km/h，罗景云有些吃惊的说道，“这个火车好稳呀，简直没多少颠簸，而且也没多少声音，不管是蒸汽列车，还是内燃机车，都做不到这样！”
“这是自然，你不知道为了这个稳，花了多少钱！”
罗景云看着窗外飞速闪过的树木，很感慨的说道，“咱们这个是世界第一，别的国家都没有的，这种车坐着舒服，国家又能赚到钱，既有面子，又有里子，比一些地方干部们修的那些亭台楼阁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哪怕是形象工程，这也是最顶级的形象工程！”
“这可不是形象工程！”
“每个国家都必须有一些形象工程，钢铁晚年搞莫斯科七姐妹，谷雨同志建国初期就坚持要修新城，这两位都不是要面子的人，为什么这么干？非壮丽无以重威！”
贺国正点点头，罗景云越说越高兴，“本来我已经北京新城就已经足够了，但现在有了高铁，北京新城就压根算不得什么了，楼房哪里都能盖，高铁咱们却是第一个。
原子弹卫星是好，但老百姓看不到，这高铁飞驰而过，老百姓天天都能看到，这就是一堂活生生的爱国教育，以后咱们老百姓只要提起来，腰杆子就会绷直，南洋那些家伙回国，看到高铁，也只会感慨中国环太党无所不能……”
贺国正呵呵笑了起来，罗景云说的也是他想得，所以当发现高铁成功后，他的心情也格外好，这是这个高铁实在太贵了，要想实现全国高铁联网，还不知道要修到什么时候，“高铁好是好，就是太贵！”
“那是现在建设的好，等建设多了，经验丰富了，产品数量多了，成本就会下来，现在是1500万每公里，以后可能就是1000万，甚至800万每公里！”
罗景云越说越来劲，“老贺，你不能只算花钱，也要算进账，，高铁只有很少的部分需要进口，绝大部分都是国内生产的，高铁投资多了，整条产业链的企业税收自然明显增加。
高铁修通后，老百姓出行容易了，自然会有更多的出行，出行多了，路费多了，吃饭住宿也会多，这些都会增加税收。
这些个都是进账，高铁的本质不过是无数原料的堆集，而我们的原料产能在迅猛增加，现在或许有些困难，但未来则越来越容易！
高铁如此，各种大坝也是如此，三峡大坝现在困难，但这么一个大坝，周期最起码十年以上，咱们现在的经济增长，基本上六七年就是一翻倍，很可能三峡大坝修完，我们的各项产能会增加四倍，那个时候就压根不困难了！”
贺国正点点头，“确实是这个道理，我们不能只看到困难，没有看到变化，只是我们现在的经济能不能长期高速稳定增长，我也不敢肯定呀，现在一些国企相当困难！”
“老贺，你又片面了，一些国企是困难，但同行业的民营企业却在高速增长，这本身是国企体制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谷主席很有眼光，他吸收了历史教训，一直都在大力发展和壮大民营经济，不断招商引资，扩大开放，做到了内外兼修，协同发展……”
“吸收历史教训？”
“清末洋务运动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总结！”
这位学者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分析，一开始清王朝把重点放在以军事工业为重点的官营企业，后来又搞官督商办企业，直到很晚才开始提倡国内民营企业的发展，严重地贻误了经济发展时机。
而此时已有大量外资企业入华，国内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竞争就明显处于劣势，加之得不到关税保护和国家扶持，本土企业发展就受到了压制。
而谷雨在这个问题上就十分清醒，战争和战后初期，他以举国之力建立了无数骨干企业，他就立刻改变思路，给绝大部分国企放权，同时鼓励民营企业，而且分阶段开放，分阶段降低关税，这不仅给本土企业的发展创造了良机，还促进了竞争。
而随着本土企业做大，也同步扩大开放，让更多的外资企业进来，既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增强实力，又可以一步步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为国内的发展服务，如此一来，发展速度更快，高铁修建的速度只会比大家想象得还要迅速……
罗景云上来就捅到了目前中央最大的分歧之一民营企业问题，贺国正本人的态度则有些摇摆不定，他一方面支持谷雨通过市场竞争提高国有企业活力的种种设想；另一方面他对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又十分坚持，可目前看来，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大。
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在竞争中出现问题，谷雨同志成立大型企业工委一方面是国资委确实有些管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中央认识到竞争性国企越来越严峻，不得不单列出来让国资委加强改革，总理的意思是进行合并组成一个个大型集团增强竞争力。
但把一堆破舢板连在一起就是航空母舰了？搞不好那些搞得好的企业反而被那些搞得不好的企业给连累死，谷雨同志显然也有这样的担心，他曾经提醒搞得好的国企要真正放权，人家不愿意搞兼并，你不要搞拉郎配，但实际执行中，还是有这样那样的拉郎配……
一些竞争性国企不行，自然要扩大对搞得好的私企投资，但谷雨的动态主体地位的提法有一个天然的弊端，私营企业主不到万不得已，肯定舍不得把企业控制权交给国家，国家顶破天只能做一个小股东，分享一些红利，如此长期以往，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必然会丢失。
国企如此，集体企业甚至都不是集体企业，现在很多确权的集体经济实质上就是私营经济，只是上下都不愿意说，但又确权又不行。
集体经济看着大家都有股份，但人都有私心，偏偏蛇无头又不行，你不给带头人足够的好处，集体企业就发展不起来，甚至于一些私心重的往往会想办法掏空集体企业，把好客户好设备搞到自己的私营厂……
当然了，也有一些地方搞的确实是集体，李润石同志对这些企业挺有兴趣，还给他推荐过，但贺国正同志考察了几个典型后，却敏锐的发现了一些问题。
那些集体合作社的社长和社员关系实质上并不平等，本村社员和外来打工的社员也不平等，看着社员日子过得确实好，但自由度却差了不少。
而且这些集体合作社的社长重点栽培的往往是直系亲属或者是同族比较亲近的，而其他人对这种局面并不满意，却又无可奈何，甚至于想脱离都难。
这样的集体怎么看怎么觉得封建的味道很明显，甚至于还不如那些确权过的企业，毕竟后者知道自己该分配多少，而前者的命运则寄托在社长……
他曾经和谷雨同志探讨过这个问题，谷雨的说法是不着急，等等看，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可以坚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若是做不到，说明是伪装的！
贺国正同志虽然也认可谷雨的判断，但对目前这种局面的演变非常不乐观，现在又听罗景云这么说，他心里自然百味交陈，难道有些东西真得难以改变吗？
“有些东西属于人骨子里面的东西，很难改变，将近一百年前是什么样子，现在肯定也是那个样子！”
罗景云开始分析经济发展与经济政策从而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他抨击了统一集中的帝国经济模式，以及专制擅权的国家惯性，他深深感叹，中国民众勤勉辛劳，愿意储蓄，善于发明创造，是专制痼疾扼制了经济发展和民生改进！
说到这里，他又对谷雨做出了由衷的赞叹，谷雨分阶段推行政治民主的做法是正确的，一步步进行稳扎稳打，先基层试点，取得突破在扩大，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而在高层，则在重大决策前广泛征求意见，还不断扩大言论自由，这些都是符合中国需要的政治民主，当然了，若是他在一些问题上，更大胆一些就好了！
贺国正并没有和他辩论，有些事情，中央高层的想法和罗景云这样的学者有显著的差异，作为谷雨最坚定的支持者，两人甚至无话不谈，他很清楚谷雨目前推行的种种到底是为了什么。
谷雨压根不是为什么政治民主，他更多的是增强组织冗余度和灵活性，核心目的是减少官僚主义，提高效率，让组织更有战斗力。
所以谷雨才会在扩大推行基层民主，扩大言论自由的同时，不断推行各种整风运动，严打运动，还有不惜血本的移民，东西方两种不同的招数，他都用上了，这更多的是实用主义。
而且谷雨本人也对民主政治不是太感冒，谷雨同志曾经举战后的英国为例，战后英国是困难，但英国的困难并没有到不能克服的地步，也没有到连洲际导弹和卫星也不能发射的地步。
如果站在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战后如果英国是一个相对专制的领导人，大英帝国或许会放弃印度等不容易控制的地方，但新加坡、科威特等极其重要的战略和经济要地就不容易丢失，有这些地方支撑，大英帝国绝不至于那么迅速的崩溃！
在关键时刻，不能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做事，这样的民主政府要来又有何用？谷雨同志还进一步认为民主制度很容易导致各种极其短视的政策，也容易造成国内的分化，本质上这种制度不过是有利于推卸责任罢了，远远比不上我党现在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
当然了，谷雨同志这些内部讲话不会对外公开，即便他百年之内，也只会在党的高层传达，对外中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还是对美国人说的，我们现在条件不成熟……
贺国正不想和罗景云讨论这些，他笑着转移话题问道，“老罗，你对计划经济怎么看的？”
“我怎么想的，你还不知道？德文版的《CP宣言》就是我翻译的，德文版的马克思其他著作，我也看了不少，看了这些东西，我自然反对市场经济而主张计划经济。
而在二战之前，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不断出现，这些国家的政府管理和调节能力较为欠缺，市场经济乱象迭出，更在实践层面，证明了计划是必须的！”
贺国正表示认可，只听罗景云继续说道，“你还记得吗？我们接触的第一位苏俄共产党人是维金斯基，他是一位经济专家，对苏俄在短时间里以计划手段而取得的发展成就数据信手拈来，令人信服！”
贺国正想了想说道，“这个人回国之后，后来就没有再见过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挺过大清洗？”
“我也不是很清楚！”
贺国正微微叹了一口气，罗景云继续说道，“这个世界不存在绝对的计划，计划数字只有相对意义，因为实际经济运行存在一些不确定性。
譬如，农业收成与天气有关，老天爷不可能按照计划数字来提供农产品产量，咱们国家三年大旱，如何做计划？钢铁同志倒是在一五期间对农业做了计划，结果是几百万人饿死！
又譬如，如果有国际贸易，国外市场不可能按照国内计划行事，1958年美国出现经济危机，当年我们对外出口就收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些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另外，任何一个有计划的国家都必然有地下黑市，抗战时期我们各种黑市特别多，现在虽然少了，但因为我们一直实行外汇管制，外汇黑市就一直存在，而苏俄的黑市经济则更加严重，我们很多商品最终流向的就是苏俄的黑市。
而黑市经济具有无政府性，不可能听命于中央计划，也就是说，计划之外，国内的市场交易、市场化生产仍然在某些领域存在，价值规律同样会起作用。
而只要存在价值规律，计划扭曲的一切就一定要修正，迟早而已，社会主义试点区在经济上的失败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苏俄同样也有这么一天，只不过苏俄家大业大，他们可以支撑的时间会很久……”
贺国正听到这里，笑着说道，“你这个观点和谷枢机比较类似，有一次赫鲁晓夫过来访问，谷枢机狠狠得批评赫鲁晓夫的汇率改革，认为会引发大规模的通货膨胀。
而事实证明他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就在最近，苏俄部长会议不得不发布命令提高了一些食物和生活用品的零售价格，这还是他仅仅进行部分汇率调整的结果！”
“是呀，我们应该感到幸运，谷主席本身也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要不然我们沿着苏俄的老路走下去，不仅容易与西方和华侨搞僵关系，还会影响发展……”
也就在贺国正和罗景云由高铁问题出发，延伸到经济和体制问题时，火车已经到达了终点站天津，贺国正和罗景云一起走出了高铁车厢，然后他们见到了河北省委秘书长。
有些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两人与省委秘书长握手后，然后开始了第二站考察，他们将前往天津日用化学品厂，这个厂解放初生产的万紫千红润肤脂是家家户户必备的抹脸油。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出口加工区和香港那边的企业大量代工欧美的日化产品，然后将学到的东西改头换面，用在国内竞争，天津日用化学品厂的末日就来了，工厂每况日下，贷款上新项目，然后新项目失败，资不抵债，然后引进了民族资本家为大股东，大规模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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