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和中国不一样，中国环太党的组织模式是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而中国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强大军队和巨大的国内外影响力又使得中国环太党拥有绝对的合法性。
谷雨也一贯非常重视自己的基本盘建设，他一直坚决不允许强制推动集体化，除了缓解工业化的巨大痛苦以外，也是坚决拉住广大自耕农这个基本盘，维持政权稳固。
一方面，谷雨不断鼓吹为人民服务，谷雨干部下基层，不断打击各种腐败，同时又不断跑来跑去，对人民的疾苦无比关心，又给搞得好的干部群众更多的奖励，鼓励他们合法致富，这事实上就是敬畏人民，在想尽办法讨好人民。
即便是面子工程，谷雨也做得非常成功，北京新城的建设虽然不够快，但对经济的影响不大，而高速铁路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谷雨的面子工程，谷雨又搞得极其漂亮，已经是中国的大名片。
另一方面，他一边打着共产主义理想，一边坚决压制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各种宗教，不惜血本推动移民，硬生生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民族构成，事实上实现了中国环太党和民族主义的融合，有了民族主义的加成，中国环太党的统治自然更加巩固。
这一切一切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减缓工业化对国家的巨大冲击，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能扛得住这样的冲击，阿根廷不行，伊朗同样不行，但中国却可以，现在的中国已经步入到正轨，谁也拦不住中国的迅猛崛起！
除了统治不稳以外，巴列维另外两大敌人则格外的强大，一个是伊朗的封建土地制度，伊朗75%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占有的土地极少，约70%的耕地掌握在地主手中，剩下的约30%由教会控制，地主与教会通过对耕地的掌控，在农村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第二个问题则是伊朗的宗教问题，伊斯兰教是伊朗的国教，在伊朗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政教合一的文化传统意味着作为宗教上层的人们在世俗的生活中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就像是欧洲中世纪的教皇，不仅是教会的领袖同时也是西欧最大的土地拥有者。
某种意义上，伊朗的封建势力比中国要顽固多了，民国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沉重打击了儒家思想，打倒孔家店，摧毁各种封建特权，追求婚姻自由已经变成有识之士的共识，不仅仅环太党如此，KMT也是如此。
而长期的军阀混战和日本侵略也沉重打击了中国的封建地主，很多封建地主都扛不住了，所以中国革命才可以相对彻底，但伊朗就不行了，伊斯兰教比儒家思想控制力更强，巴列维王朝的地主们一个个活得相当精神，里面很多还是巴列维王朝的支柱。
所以这就注定了美国人和巴列维试图用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来完成伊朗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注定是不现实的，前世巴列维辛辛苦苦搞了十几年改革，最终却被霍梅尼摘了桃子，然后在霍梅尼的手中完成了伊朗独有的教士资产阶级革命也就不奇怪了！
虽然谷雨对霍梅尼那些教士很不感冒，但中国的什叶派几乎没有，伊朗对中国的冲击少的可怜，而伊朗一旦革命，最吃亏的自然是美国，所以谷雨才不给巴列维出主意呢，不过他记得没错的话，未来巴列维搞到了不少F14，或许可以乘机搞到一两架，好好研究一下……
第83章内外相联
刚刚来到孟加拉国访问的谷雨在加尔各答，与同样访问该国的英国工党议员克罗斯兰亲切握手，“欢迎您，克罗斯兰先生，您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我拜读过很多次，对我的执政帮助很大！”
“谷主席，很高兴见到您，能得到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家的夸奖，是我的荣幸！”
“呵呵，这个评价太高了，我还有很多不足，希望您多指正！”
“那我就不客气了，如果您在国企问题上更坚决一些，或许更有利于中国！”
“随着中国各行各业逐步产能过剩，竞争越来越厉害，确实有不少国企已经掉队，不过大规模的私有化也不是很现实，我能做的就是在竞争中不断改进中国企业的竞争力，然后通过国家投资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有效指导，这是一个落后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些国企确实不适应市场竞争，英国如此，贵国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我们已很早就注意到了，所以我们提出应该动态保持国企的主体地位！”
“国企控制一些关键行业，保持主导地位就可以了！”
“是主体，还是主导，我们现在正在观察！”
克罗斯兰恭喜谷雨，“我注意到相当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发展起来了，出口额不断增加，而且技术也不是很落后，短短时间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中国工人的努力让人敬佩！”
“事实并不是很乐观，您如果撕开一看，里面都有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影子，有的甚至直接是日本企业家团队在领导，中国还差得远呢！”
“您的冷静让人钦佩！”
“这不是冷静，而是残酷的事实，我必须承认！”谷雨笑着转移话题说道，“看到您这本书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决定增加教育投入，让人民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平等，我欢迎您在有空的时候在中国城乡多跑一跑，看一看我们的教育，也请提出宝贵的意见！”
眼前这个议员在英国工党颇有影响力，他曾经写过一本《社会主义的未来》，他对英国未来走向很乐观，提出了多个观点，比如公有制，克罗斯兰不反对原则上的公有化，他认为该公有化的地方（比如说银行、钢铁、交通、电力等的行业）需要公有化，只不过他反对的是把全面公有化与社会主义绑定。
克罗斯兰的核心论点是“国有化永远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认为如果国有经济的占比超出了某个范围（他认为是20%），那么国有化只会变得弊大于利。
同时，他认为，实现了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国有化和建立可以保障经济平等的福利制度后，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就不再是作为社会特征的主要决定因素。
对于计划经济，克罗斯兰认为国有经济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手段，他认为通过适当的方式，可以让私营经济也接受国家了宏观调控、尽可能的为社会利益而生产。
克罗斯兰反对苏俄的计划经济，也反对二十世纪早期的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市场经济，他认为可以采用一种中间路线来调控经济，但是其中间路线是否是有利的，还是要看它的具体形式。
克罗斯兰反对大规模经济干预和对于企业日常管理的指导，相反，他认为只需要制定一些宏观层面上的引导性、产业政策就可以了，他认为可以用法律规范企业的生产方式，这样可以不直接控制企业，也对社会有利（而且甚至可能对企业有利）。
克罗斯兰虽然认可马克思的阶级史观，但他认为，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基本上是道德的，而不是物质的，它与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无关，也与任何一项特定的经济政策无关。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会让一半人住在狭窄的丑陋的房子里，另一半人住在宽敞的漂亮的房子里，一半人15岁就离开学校去工厂工作，另一半人则可以在伊顿和牛津学习。
克罗斯兰认为机会平等是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机会平等并不是平等的一切，他认为“较不富裕的人能够获得住房、健康和教育的保障”，但是较为富裕的人可以取得更好的生活。
他认为，机会平等不仅大致符合公众对于社会公正印象，而且机会平等对于经济增长有有益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大部分支出不是一种负债，而是一种投资，其红利并不小。
克劳斯兰对教育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认为一个人接受到教育是决定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决定因素：“成长时期的隔离必然会加剧来世的不平等。不仅社会礼仪的对比会延续到成人生活中！”
他认为要做到机会平等，显然就是要依靠社会保障、增大支出与实现全面就业等等方式，所以他支持高税收和再分配，认为需要让资源更多的为公共利益而不是私人利用服务等等。
对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克罗斯兰的说法是通过一场和平的革命，他乐观的认为由于国家在经济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削弱了利润动机的私营公司内部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正在消退，制度变得越来越理性和民主。
所以资本主义本身将和平解体，只需要通过一场和平的革命，就可以变成社会主义，而工党的任务是不断提高市政服务的质量、改善人民生活水平……
因为这本书，克罗斯兰被认为是新修正主义的代表，谷雨看过之后，并不怎么瞧得上，在他看来，这位老先生似乎有些沉迷于这些年英国的好日子。
虽然大英帝国的国际地位每况愈下，但大英帝国子民却活得非常自在，世界第一个福利国家，吸引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不过他们能够真正留下来的并不多。
殊不知，留给英国人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英国想尽办法巩固金融地位，却严重伤害了英国工业，加之英国政府把太多的钱放在维系落后产能而不是发展新科技，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竞争力每况愈下。
等到中日等东方国家的竞争力上来了，英国不得不放弃不断亏损的国有企业，关闭一个个企业，无数工人失业以至于工党被掏空，他才知道这个世界会是多么的残酷！
虽然谷雨不太看得上，但却把这本书推荐给李润石、吴冠生等同志，看看这些位同志怎么说，李润石同志自然很不给面子批判了一番，而吴冠生同志则还是老一套，说了一堆调和的话，不过话里话外还是劝说谷雨，工党只是嘴上信奉社会主义，实际不过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
但实际上，谷雨另有所图，等到各主要领导干部看完后，他举着这本书说道，“这本书或许有太多太多很难被人理解的地方，但他对机会平等的认识是很准确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家底了，八年义务教育要贯彻好，相比于盖更多的房子，我更看重育才！”
在谷雨的推动下，从1957年开始，中国开始加大力度，全面推动八年义务教育，并且对教科书进行了升级，提升了一些难度，同时中国也制定了更高的高中和大学教育标准，并进一步扩张学校和招生人数。
到了1962年，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NP比重逐年增加，终于从1957年的2.5%左右增加到3%以上，财政支出中的教育拨款比例全国平均不低于15%，其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投入高达55%，至此在花费巨大之后，中国的义务教育水准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也有利于中国接下来的高速发展。
除了在绝对数量和投入上不断增加以外，过去五年国家格外侧重于农村教育经费的支出，谷雨也变得更加重视教育公平，他非常明确的告诉教育部长黄克兴，在还有很多农村孩子上不起学的现在，任何提倡什么综合发展，素质教育都是扯淡。
他提出了教育公平的1.5倍标准原则，一是城乡平均教育经费差距要远低于城乡收入差距，比如目前城乡收入差距在3左右，那么教育经费差距就必须控制在2左右，不得低于1.5倍；
二是边疆省份必须优待，越是困难的地区，其中高等学校招生比例必须足够高，且城市孩子的比例不得超过城市化水平的1.5倍，现在的城市化率为24%，也就是说城市孩子不得超过36%，其余必须给农村。
三是内地省市的中高等学校招生比例不宜差距太大，招生最多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招生比例不得高于最紧张省份的1.5倍。
而为了贯彻谷雨三个1.5倍标准原则，这一世的中国高等学校招生相当复杂，前60个大中城市执行同一张试卷，其每年有固定比例的招生名额；
然后内地其余地区，执行难度低一些的第二套试卷，按照省市分开，根据不同的比例拥有相应的招生名额；而边疆省份，则执行难度更低的第三套试卷，同样也按照省市分开，根据不同的比例拥有相应的招生名额。
这样操作虽然复杂了一些，但公平性则有了明显的提升，虽然小城市和国有大厂附属的学校教育水准更好，但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已经尽可能做到公平。
在教材上，谷雨在经历了前世种种后，自然非常在意教材问题，他坚持全国教材的一致性，同时又成立了国家教材委员会，邀请优秀专家编写教材，并要求一定要做好意识形态审查，他安排政治眼光比较高的黄永兴同志担任部长，并进入中央局就是这个目的。
在考试内容上，谷雨对前世各种乱七八糟的教育改革非常厌恶，在他看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各考核科目卷面分累加，这玩意想做假，也比较好查，什么标准分，什么会考成绩ABC，什么3+1，全部他娘的不靠谱，一考定终身或许不对，但最公平，这就足够了。
在考核科目上，他并没有按照前世中国的做法，中国也没有文理分班，所有学生必须参加中心考试（数学100、语文100、英语100、包括物理、化学在内的理科小综合140、包括政治和历史在内的文科小综合140），选择文科则需要加上难度比较高一些文科附加考120（包括语文、政治和历史），选择理科则要加上难度高一些的理科附加考120（包括数学、物理和化学），总分为700分。
全部考虑分成两天半完成，第一天是语文、文科综合考，第二天是数学、理科综合考，第三条则是英语，下午则是申报专业不同所选择的附加考。
相比于前世，这一世考核的压力更大，谷雨也知道，考试越多，对基础比较薄弱的农村孩子越不公平，对一些有特长的孩子而言也很不公平，但谷雨还是决定这样做，在注重公平的同时，也必须让更多的孩子脱颖而出，难度较大的考试时是必须的。
在他看来，有些东西根本不分文理科，现代工业社会所有人都需要逻辑思维，不管文理科都一样，高中就不学物理化学，后世那么多奇葩玩意的出现，跟这一点有很大的关系。
而不管什么人，都有必要学习政治历史，历史考核的中国近代史和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世界近代史；政治高一为国家基本通识教育，搞了高二需要学习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高三则是谷雨那一套东西。
谷雨认为这些东西都需要学习，也需要考核，而且必须通过高考考核，而不是前世会考那样做做样子，这一切对人的一辈子都是很有意义的，虽然不强求全部记住，但这些培训是非常有帮助的……
而在中高等教育领域，为了更适应社会的发展，中国大学招生分为接受国家分配和自主择业两种，自主择业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而不是前世那样一刀切。
这样操作是必须得，老少边穷地区和特殊行业的人才需求每年都非常大，如果一刀切，这些领域的人才就会出问题，这是国家绝不能容忍的。
不过谷雨也不至于让人家一辈子都在苦地方干活，这也不符合现实，转到那些地区和行业后，有一个最低服务年限，只要达到年限可以离开。
因为国家分配的地方越来越不好，愿意接受国家分配的大中学生中农村孩子比例越来越高，谷雨对此早有准备，他决定等待趋势更加明朗之际，一边增加大学学费，一边给予国家包分配的学生特殊助学金，你愿意吃苦，愿意从军，国家也不亏待你，从大学就给你钱。
而且这些人大多进入到艰苦地区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工作，属于党和国家的支撑力量，必须给他们足够的上升空间。
在谷雨的督促下，这些年中央已经形成了明确的人才提拔比例要求，中央领导机关和部委核心企业领导层中，必须有相当比例的老少边穷地区出身的同志，同时对富裕地区各种援边人才的提拔也非常在意，这是一个重要加分项。
谷雨的操作很简单，就是建立明确的制度保证，给穷孩子一个阶层跃升的空间，他很清楚若是有朝一日，这种阶层跃升空间被堵住，不仅仅党的领导会遭到致命挑战，国家甚至会四分五裂，那些海外省能不能保住都不知道……
作为前世高等教育垃圾专业的受害者，谷雨提出大学院系专业的设计和课程教材要与时俱进，非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材要多翻译欧美写得好的教材，这一块要舍得花钱。
他指示要允许更多的转系，装专业，增加非必修课，让大中学生增加见识，并要求教育部门尽快出台相应的细则，并根据国家的需要扩大电子、计算机、通讯和电子等行业的招生，并在三大高校设立了首批软件工程专业。
而对大中院校的后勤管理人员，谷雨的态度是增加流动性，他认为很多人在大学一工作就是几十年，与社会脱节，而且把大学变成了自己的家，一窝又一窝这是要不得的。
谷雨对研究院所、大学、医院等等事业单位的认识是国家不得不养着一些人，但这些人主要是服务，这些专业性很强的事业单位的核心是专业技术人员，绝不能本末倒置，为此他听取专业技术人员的建议，进一步放权。
但再怎么放权也是有限的，而且谷雨也很清楚，中国一些大学教授和科技人员，从旧社会过来，沾惹了不少旧社会的恶习，很不规矩，追名夺利这些倒也能理解，但他娘的祸害大学生就不能忍了，大学也不是法外之地。
所以各个大中学校对纪律和意识形态管得更严，他继续延续惯例把退休将军放到大学，水平高的做党委枢机，水平不高的做副职。
现在又加了一条，那些在艰苦地区工作多时的同志也往大学里面调，这些人文化程度是不高，但人家能在苦地方混出头，一个个都是人精，大学里面那些幺蛾子他们一眼都能看得穿，有他们在，就能防范一些不满意的知识分子瞎折腾。
谷雨认可大学校长必须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并不意味着大学校长就必须是象牙塔出来的，国企出身的高级技术人员担任大学校长不好吗？很好嘛！
肯定有人不满意，谷雨也不为难人家，可以去香港或者中美合作的大学应聘，那里管得松，可前提是人家要你，不要你，那你就不要指望一边说我不好，一边还吃我的饭。
与此同时，大学校长和党委枢机有了更好的前途，他们可以转到地方，也可以转到其他企事业单位，而不仅仅只是在教育口转来转去，或者是即将退休的干部过渡之地，自然更有动力去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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